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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考

作者:張 斌  責任編輯:楊文茹  信息來源:《中州學刊》2019年第9期,第48-53頁  發布時間:2019-11-17  瀏覽次數: 281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黨的十八大之后深入推進,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因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涉及歷史、經濟和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目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面臨身份地位困境、產權流轉困境和可持續發展困境。身份地位困境主要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地位不確定,職能定位不清晰;產權流轉困境主要表現在產權流轉的封閉性和產權流轉機制不暢導致農業要素市場化程度不夠;可持續發展困境主要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經營模式單一、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稅收優惠少和收益分配過度分紅。破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困境,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按照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發揮好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農村集體產權發展道路。

關鍵詞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殊法人;鄉村振興


改革是農業農村發展的關鍵一招。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和深入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的主要任務。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因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形成發展的歷史因素、現代產權制度的市場要求和股份合作的法律規范等方面的原因,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經歷了個別突破、地區試點、全面推廣之后,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面臨著身份地位困境、產權流轉困境和可持續發展困境。站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亟須在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規劃下,以更堅定的意志、更大的決心,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歷程和成就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是農村集體產權確認、保護、流轉的組織形式以及相應的規范體系。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發展農村生產力、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農民收入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重大措施。

1.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歷程

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起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1960年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提出建立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1]從而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集體所有制度。改革開放之后,人民公社體制廢除,農村集體產權歸屬不清、權責不明、保護不嚴、流轉不暢等問題逐漸凸顯并日益嚴重。部分地區率先探索了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2007年,原農業部在部分地區探索的基礎上,發布了《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推進以股份合作為主要形式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進一步向前推進。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2015年5月,原農業部在全國29個縣(市、區)開展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2016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調研時提出,要著力推進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到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目標、方向、原則、重點任務和實施要求。2017年黨的十九大要求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2018年出臺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任務作出具體安排,要求推動“三變”改革,發展股份合作,完善農民權能,研究制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等。

2.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成就

近些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深入推進,在三個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一是鞏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業農村發展的基石和根本保障。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股份合作制,創新了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實現形式,釋放了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活力,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二是壯大了集體經濟。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堅持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優化農村資源配置,提高了農村集體資產的市場回報率。三是提高了農民收入。讓農民共享改革成果是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成員資格界定、頒證登記、賦權賦能,落實農民的成員權,就是要讓名義上的“人人有份”變成真正的“人人有份”,讓農民獲得實實在在的收入。

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面臨的困境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時,因歷史、經濟、法律等方面的原因,面臨著身份地位困境、產權流轉困境和可持續發展困境。

1.身份地位困境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集體產權的所有權主體,擔負著管理、經營、維護農村集體資產的重任。現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身份地位上存在法人困境和職能困境兩方面。

(1)法人困境。

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雖然獲得了特殊法人地位,但沒有相配套的具體制度來保障和落實其特殊法人地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沒有獲得與其身份相匹配的政策優惠,也不具備完整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重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使之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優化農村集體資源配置,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改革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目前主要有有限責任公司、社區股份合作社和經濟合作社三種形式。有限責任公司按照《公司法》登記為公司法人。《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不能超過50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一般是行政村村民,一個普通行政村的村民遠超50人。改革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多采取隱形股東的做法。這種做法雖然符合《公司法》的規定,但是被“隱”去的股東的權利就無法得到法律的認可和保護。社區股份合作社參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在工商部門登記,獲得相應的市場資格,但是社區股份合作社作為特殊法人,目前參照公司法人進行管理和征稅,稅收優惠少。經濟合作社由地方政府頒發相應證明,憑此證明可以申領機構代碼,在銀行開立賬戶,收益分紅時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但經濟合作社不具有法人資格,無法以出資人的身份對外投資、參股、控股等,影響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壯大。特別是對于經濟效益好的集體經濟組織來說,無法對外投資等于將大量資本閑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目前的三種身份,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妨礙了農村資源資產進入市場,不利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

(2)職能困境。

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究竟擔負何種職能,是經濟職能還是社會職能?還是兩種職能兼具?從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演進來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黨委、村民委員會是交叉、重合的。這一方面是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歷史慣性,或者說是一種路徑依賴;另一方面是為了方便地方政府管理,特別是地方財政比較緊張,無法覆蓋到村一級的情況下,村級政府管理人員的工資收入等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的。不僅如此,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擔的。為方便對農村集體資產進行管理,維持基層政權的運行,提供公共服務,在多數地區,這三個組織是交叉重合的,“一套人馬、三塊牌子”。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現代公司制改革,建立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會”制度,希望通過改制,實現“村經分離”“村社分離”,農村基層組織的政治職能、社會職能和經濟職能相互分離。村黨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領導和支持基層組織依法行使職權;村委會依法開展群眾自治,搞好公共服務和自治管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集體資產運營管理。但改制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未完全實現職能分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然承擔著社會公共服務職能。人員重合、交叉任職的現象沒有得到遏制,經費尚未完全實現分賬管理和分賬使用,村黨委和村委會可以動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金用于日常支出、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對如何厘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職能,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主張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市場主體,只需承擔經濟職能,管理和經營好農村集體資產。[2]另一種觀點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還是要承擔社會職能。這是因為,現有的財政體制和地方政府財政能力不足以支持村級機構運轉,特別是目前村級機構的運行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上級財政的轉移支付。為保證鄉村機構的運行以及鄉村基本公共服務,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必須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職能,為基層機構和基層公共服務“輸血”。[3]這兩種觀點的分歧不在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而在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不要承擔社會職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困境在城中村、城郊村特別突出,這些地方鄉村原住民和外來人口混居,鄉村原住民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自然會從本身利益出發,不愿意農村集體經濟的收益被提取進行公共服務,滿足包括外來人口在內的教育、交通、就醫、養老等需求。但從基層政府管理來說,如果完全將外來人口置于本地公共服務體系之外,很容易造成社會治安問題,影響本地社會穩定。

2.產權流轉困境

產權流轉不僅是產權自身的要求,也是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要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就是要讓“沉睡的資產”流轉起來,使農村資源要素進入市場,實現價值。目前農村集體產權流轉困境主要表現為股權流轉封閉和產權交易不暢兩個方面。

(1)股權流轉封閉。

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農民依法享有的股權可以流轉,但目前只能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流轉,或者由集體經濟組織收回,或者是轉讓給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成員,一般要求轉讓后所占的總股份不得超過集體股份的5%。股權流轉的封閉性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農村集體資產特別是土地資源具有稀缺性的特征,升值空間大。如果農民轉出股份,未來若出現巨額損失,不僅影響農民的財產收入,而且農民為挽回損失,可能會訴諸地方政府,給地方政府造成壓力。二是防止工商資本大規模“侵入”。一旦完全放開股權流轉,工商資本會大舉進場購買股權,如果工商資本在股權結構中占據主導地位,就會改變農村集體資產的集體所有性質,這就偏離了農村集體經濟改革發展的方向。另外,工商資本大舉進場,還可能會改變集體資產的用途,特別是集體耕地的規劃用途,影響國家糧食安全。

保障農民未來收益和規避工商資本大規模進場帶來的負面影響,是股權流轉封閉的原因之一。股權流轉封閉的其他原因是,如果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很好,股權收益分紅高,農民不愿意轉移股權;如果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不景氣,集體經濟收益差,股權收益低,農民即使想流轉股權,也很難找到接收的流轉客體。目前股權流轉封閉更多的是考慮保障農民收益和規避工商資本大舉進場。股權流轉封閉確實降低了改革的外部震動性,也更容易操作,但股權流轉封閉不適應產權市場的自由流動。從市場角度來看,雖然也有流轉,但是局限在狹隘的市場,這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開放統一的市場是有差距的。達不到市場經濟的要求,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就不能真正喚醒“沉睡的資產”,頂多算是“半醒”。

(2)產權交易不暢。

2016年頒布的《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建立符合農村實際需要的產權流轉交易市場,開展農村承包地經營權、集體林權、“四荒”地使用權、農村集體經營性資產出租等流轉交易。[4]農村產權流轉交易不暢,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當前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地方主義”“部門主義”比較嚴重。所謂“地方主義”就是指農村產權交易一般是以縣(區)為建設單位,各縣(區)產權交易系統還沒有實現互聯互通、信息共享,各地產權交易中心的交易范圍、操作流程、平臺系統不一致,“各自為政”。“部門主義”主要是指各部門之間沒有實現協同配合。產權交易必須以確權頒證為基礎,這就涉及農業部門。農業部門的信息管理系統沒有和產權交易中心對接,無法進行信息共享和比對,這不僅加大了產權交易中心的工作負擔,而且會給產權交易主體帶來麻煩,需要在多部門之間來回往返提供各種材料。二是圍繞產權交易的包括交易咨詢、代辦、委托找地、土地托管、金融貸款、農業保險、土地資產評估等中介服務跟不上。目前這些中介服務特別是資產評估比較欠缺,原因在于,農村集體資產包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且資產形態多樣,缺乏相應的評估先例,評估難度大,而且中西部地區評估機構和評估人才相對匱乏。三是金融機構對產權抵押貸款不積極,這被稱為“金融抑制”。[5]金融機構之所以排斥農村產權抵押貸款,主要是擔心金融風險,一旦出現貸款違約,金融機構不僅缺少處置的法律依據,也缺少流轉變現渠道。目前在部分先行先試地區,地方政府投資設立農業投資發展公司作為擔保機構對抵押貸款進行擔保,容易獲得銀行機構的認可。但是這些銀行機構一般是地方性銀行,尤其是地方的信用社,大型商業銀行積極性依然不高。

3.可持續發展困境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不僅關系農民財產性收入的提高,更關系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鞏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農村集體經濟的經營模式、稅收管理、治理結構、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問題影響著農村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經營模式單一。

農村集體經濟的主要業務集中在物業管理、廠房租賃等市場附加值低的產業,即是將集體所有的廠房、辦公用房等用于租賃并提供相關的物業管理服務,收取一定的租賃費和物業管理費。這種“出租—收租”模式風險低,收入來源單一,創收不足。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基于對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的可承受程度綜合考慮,也多傾向于這種比較保守的風險厭惡性產業。借用地方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際工作者的話,就是“不做資本家,只做地主[6]。這種經營模式固然保證了穩定收益,但也容易喪失集體經濟發展機會。當然,經營模式單一,還在于投資渠道少,限制了農村集體經營形式的多元化。最后一個原因就是農村集資產主要是土地,缺少技術、產品、資金等其他市場要素,因此只能在土地資源上做文章。但是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程序繁、要求高、工作量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更愿意從事物業租賃,相對簡單輕松,且收益穩定。

(2)治理結構不完善。

改革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架構,理事會負責人一般由地方政府主要領導擔任。以上海市松江區為例,鎮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理事會負責人由鎮黨委書記擔任[7],而鎮黨委書記一般不是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按照改革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章程的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負責人必須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由黨委書記擔任理事長是為了加強對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領導,但是這種做法從長期來看不符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章程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體的日常經營者由地方政府委派。因為現行的干部管理制度規定政府機關人員不得直接參與集體資產管理運營。所以在集體資產日常管理經營中,地方政府必須選派體制外人員負責。選派的負責人能否忠實履行地方政府的意愿?這就存在委托—代理問題。治理不完善還表現在集體資產經營管理人才缺乏。懂經營、會管理、愛農村的經營管理人才在農村是非常缺乏的。目前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公開招聘人才,但是應聘者寥寥,且應聘者的能力和素質與農村集體經濟管理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治理結構不完善最后表現在財務問題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會計少,專業能力不高,財務報銷制度不規范不嚴格,財務不公開不透明,腐敗問題易發多發。

(3)稅收優惠少。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革后主要繳納三類賦稅:一類是個人所得稅,集體成員獲得的股份分紅需要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以上海市閔行區為例,2011—2015年,47個改革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共繳納了2億元的個人所得稅。[8]二類是集體經濟組織更名需要繳納集體資產總額3%的契稅和0.3%的交易費。這筆費用對于改革之初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來說,還是一筆不小的費用。三類是改革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需要繳納營業稅、企業所得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教育費附加稅、地方教育稅等。這些稅賦占去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相當一部分收益。考慮到“村社不分”“村經不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還承擔著社會公共服務職能,這些賦稅顯然會影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公共設施的投入。如果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一般的公司對比,我們發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雖然承擔了社會公共服務職能,但沒有享受到相應的優惠和扶持。

(4)收益分配過度分紅。

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要以提高農民收入為落腳點,但要處理好積累和收益分配的關系,“大河有水小河滿”。根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章程,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在提取了一定比例的公益金、公積金之后,可以對集體經濟收益進行分紅。目前部分地區存在收益分配的過度分紅,甚至是“舉債分紅”。一是因為攀比,相近或鄰近集體經濟組織的分紅數額直接影響本地集體經濟組織分紅,農民要求收益分紅,且希望比其他集體經濟組織分紅多;二是部分村干部為獲得農民的選票,壓縮積累比例,提高分紅比例。收益分配的剛性增長擠占了集體經濟組織擴大再生產的資源,削弱了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壯大的能力。

三、進一步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考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既有人民公社體制的歷史遺留問題,也有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中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新老問題的交織不僅增加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難度,也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新時代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按照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激活主體,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真正完全的市場身份;激活要素和市場,健全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方便農村資源資產交易;加快制度性供給,理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內外關系,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的經營體制和管理體制。

1.加快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身份困境和由此導致的職能困境以及稅賦問題,主要原因是現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律法規不完善,缺少專門針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為此要加快集體經濟組織立法。首先,旗幟鮮明地堅持農村集體經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其次,堅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特殊法人地位,明確相關的稅收優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擔了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是經濟性和社會性相結合的組織,不能簡單地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制為單純的公司企業。至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承擔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的比例分配,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狀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式、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所決定的。未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改革方向,可以考慮在條件成熟地區,農村集體經濟與多種所有制合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逐步過渡到投資控股集團,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運作。最后,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村委會、村黨委的關系。加大縣級財政對村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對于“村改居”地區,直接納入居委會管理體制,實行統一的財政支付。

2.加快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建設

一個成熟的、完善的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是開放統一的,任何合法合規的市場主體都可以進場交易。針對農村產權流轉中的流轉范圍固定等問題,本文認為在社會保障比較充分的地區,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可以考慮推進流轉范圍適度放開。這里特別強調,流轉范圍的適度放開需要綜合考慮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和農民主觀意愿,找準流轉范圍適度放開的時機,有序推進流轉范圍不斷擴大。推動流轉范圍的適度擴大必須尊重農民意愿,根據民心民意的變化,流轉范圍可以適度進行擴展和收縮,切不可罔顧民意一味拓寬流轉范圍。

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建設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產權流轉的封閉性。現階段農村產權流轉封閉是農村產權制度不健全的表現。農民對土地天然的執著情感和鄉土社會的思想觀念使得農村土地產權流轉市場呈現出比較突出的封閉性,而且這種封閉性的持續時間還會比較長。對待產權流轉的封閉性一方面要有耐心,另一方面要尊重地方探索。在江浙等經濟發達地區,交易制度健全,交易程序規范,產權流轉的封閉性得到很好解決。

在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建設的具體措施方面,首先繼續推進確權登記頒證工作,把集體經營性資產所有權確權到具體的村、鎮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目前工作的重點不僅包括確權,還要頒發證書,登記在冊,“確實權、頒鐵證”。其次,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先行先試地區,以省、市為單位,建立農村產權交易平臺,避免“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統一交易流程,實現從信息收集、發布、評估、交易、變更登記過戶的一站式服務,提高產權交易效率,加快產權信息的互聯互通。最后,加快中介服務業發展,鼓勵扶持農村產權交易經紀人,通過專業經紀人負責產權交易具體事項,提高產權交易的成功率。積極引入外部專業性評估機構,解決評估機構短缺問題。

3.完善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

健全資產監管體制和運營機制,目前暫由黨政領導干部兼任理事長職務的,要在過渡期內加強人才培養和選拔工作,過渡期滿后按照章程改選,抓緊培養素質好、懂市場、會管理、有能力的本土化接班人才。適時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一方面,從外部聘請熟悉市場經濟規律、熱愛農業農村的職業經理人負責集體資產的日常經營管理;另一方面,從內部培養、選拔一批熟悉本地鄉情、管理能力過硬、群眾認可度高的本地人擔任經理。加強集體經濟組織監事會職能,切實履行對集體資產經營決策的監督職責。加強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審計,地方政府可以組織專門的審計人員或者邀請第三方審計機構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定期審計、專項審計、主要負責人審計,強化財務紀律,嚴格財務制度。

4.提高集體經濟經營管理效率和水平

理事會要定期開展清產核資工作和固定資產清理工作,動態跟蹤新舊資產,全面清查、實地排摸,弄清集體資產所有權、使用權和手續完備情況并及時完善臺賬信息。盡快理清財政資金與集體資金的邊界,依法依規實現分賬管理使用。推動經營業務多元化,推進存量資產二次開發,拓寬投資渠道,支持資產回購,用好政策紅利。一方面,提升物業管理服務,從低附加值物業向高附加值物業轉型,整合舊有資源,適應創新經濟發展要求,建立產業園、創業園、人才公寓等,提升物業價值;另一方面,開拓投資項目,主要投資政府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包括水利建設、路橋建設、電網建設、市政建設等),鄉村旅游項目、扶貧產業等。

5.創新制度供給,破解“金融抑制”

破解“金融抑制”的根本之道在于制度創新,推動金融交易數量的增加,加快金融深化。在農村金融市場建設方面,應構建多層次的金融體系,引導和支持政策性銀行發揮自身功能,擴大對農業農村的支持范圍和力度,發揮政策性銀行的政策導向和政策服務功能;支持商業金融和合作金融支農惠農,創新農村互補型金融體系,對商業銀行支農惠農措施給予政策扶持和稅收優惠,積極鼓勵有條件地區大力發展合作金融,特別是以農民合作社聯社為基礎的合作金融,鼓勵農村集體經濟入股村鎮銀行。在金融產品方面,應根據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需求創新金融產品,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在金融擔保方面,鼓勵商業擔保機構開拓農村擔保市場,允許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的擔保機構。在農業保險方面,繼續推進政策保險和商業保險相結合,對支農惠農的農業保險公司在政策上給予優惠,對購買農業保險的農民給予補貼,增加農民的金融需求。


注釋

[1]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5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345頁。

[2]楊一介:《我們需要什么樣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國農村觀察》2015年第5期。

[3]戴威、陳小君:《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實現——基于法律的角度》,《人民論壇》2012年第2期。

[4]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農業部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站:《〈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學習手冊》,人民出版社,2017年,14頁。

[5]王醒男:《基于需求與發展視角的農村金融改革邏輯再考》,《金融研究》2006年第7期。

[6]封堅強:《松江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實踐與思考》,《上海農村經濟》2017年第2期。

[7]上海市農村經濟學會、上海市松江區農業委員會:《農民的呼喚——上海市松江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實踐》,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116頁。

[8]王東榮、顧吾浩、呂祥:《深化上海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若干問題的研究》,《上海農村經濟》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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