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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

作者:彭慕蘭  責任編輯:網絡部  信息來源:  發布時間:2018-10-22  瀏覽次數: 23870




內容簡介

這本“加州學派”的力作,盡管在國外學界頻頻獲獎,但之所以在國內引起這樣的轟動,是因為這本書以中國與歐洲雙向交互比較的方法,再次觸動了國人最敏感的老話題――我們這個長期以來在全球范圍內一直保持領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為什么突然“樣樣落后”地衰落了?

 

作者簡介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主任、歷史和東亞語言文學教授,加州大學系統世界史研究組主任。其大部分著作圍繞著中國和比較經濟發展、農村社會變革、環境變革及政府的形成等展開研究,但也著有民間宗教史和家庭結構及性別角色史方面的著作。

 

目錄

中文版序言

引言 歐洲經濟發展之比較、聯系和敘述

歐洲中心論的各種變體:人口、生態和積累

其他歐洲中心論:市場、公司和制度

與歐洲中心論相關的問題

建立一個更兼容的歷史

比較、聯系和論述結構

對地理范圍的一個說明

第一部分 無數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

歐洲領先于亞洲?人口——資本積累和技術對歐洲發展的解釋

農業、運輸和牲畜資本

壽命更長?生活更好?

出生率

積累?

技術又如何?

歐洲和亞洲的市場經濟

中國和西歐的土地市場以及對土地利用的限制

勞動體系

遷移、市場和制度

農產品市場

農村工業和副業活動

中國和歐洲的家庭勞動:內卷與勤勞革命

第一部分的結論:現代早期世界經濟的多重核心和共同制約

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經濟的發展

第二部分 從新風氣到新經濟?消費、投資和資本主義

引言

奢侈消費和資本主義的誕生

更多和更少的普通奢侈品

現代早期歐洲和亞洲的日常奢侈品及大眾消費

耐用消費品和奢侈的物化

舶來品與時尚的輪轉速度:全球性關聯和以經濟差異為基礎的文化外觀

奢侈品需求、社會體系和資本主義企業

看得見的手:歐洲和亞洲的企業結構、社會政治結構與資本主義

海外剝削和資本積累:威廉斯理論的再審視

明顯因素的重要性:奢侈品需求、資本主義和新大陸的殖民地化

國家間的競爭、暴力和國家制度:它們多么不重要又多么重要

第二部分的結論:相似之處與不同之處的意義

第三部分 超出斯密和馬爾薩斯之外:從生態制約到工業持續發展

附錄

參考文獻

索引

 

重新審視中西比較史——《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述評

史建云

 

一、標新立異《大分流》

美國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新著《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經出版,即在學術界引起轟動,2001年獲得美國歷史學會的費正清獎和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在國外,圍繞著這本書和其他一些對中國史和世界史進行再評價的史學新著開展過多次討論,在中國,這本書也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

何謂大分流?大分流的英文原文是“Great Divergence”,它有多種譯法,已見之于報章的就有大分流、大分岔、大歧變、大裂變等,譯者在聽取學術界同仁意見后最終選定了“大分流”。18世紀在西歐發生的工業革命,可以說徹底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也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為什么工業革命發生在西歐,西歐有什么獨特的內生優勢導致了工業革命,史學家們對這一問題一直有極大興趣。這還不僅是一個歷史研究中的學術問題,如果能解決這個問題,對當代世界,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會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所以它也是經濟學家們以至政治家們感興趣的重大課題。這一課題多年來的研究成果不可勝數。美國加州大學的彭慕蘭教授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收集了形形色色的西歐中心論觀點,將它們分門別類,逐項進行區域性的比較分析,最后得出了一個標新立異的結論:18世紀以前,東西方走在一條大致相同的發展道路上,西方并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為西方自己獨有的內生優勢;18世紀末19世紀初,歷史來到了一個岔路口,東西方之間開始逐漸背離,分道揚鑣,距離越來越大。造成這種背離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美洲新大陸的開發,一是英國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作者把這個分道揚鑣的過程稱之為“大分流”,這本書的目的就在于說明,為什么東西方會在18、19世紀之交發生分流,為什么東西方恰在這個時刻才發生分流?

該書正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的標題是:“無數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英文原文為“A World of Surprising Resemblances”。這句話也可以譯成“一個由令人驚異的相似性構成的世界”。作者在這里正是要告訴我們,東西方曾經有過數不清的相似之處,由于它們太相似,以至18世紀的東西方看起來實際上是沿著相同道路前進的一個世界,而不是像19世紀以后那樣表現出明顯的分離。當然,這個世界并不是統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沒有一個占支配地位的經濟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現在,一些主要的經濟核心區,如歐洲的英格蘭,中國的江南和嶺南,日本的畿內,曾經各自獨立地走上一條相似的道路,達到了大致相當的發展水平。在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資本積累和技術對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包括了歐洲和亞洲的市場經濟,中國和西歐的土地市場以及對土地利用的限制,勞動體系,人口遷移、市場和制度,農產品市場,農村工業和副業活動,中國和歐洲的家庭勞動,還有引起爭議的“內卷”與“勤勞革命”。認真閱讀對這些相似性的分析,會發現在作者的眼中,它們不僅是相似,在很多方面,作者實際認為,東方多多少少要優于西方。惟一的例外是英國煤礦有著幸運的地理位置和地質狀況,而這既使英格蘭獲得了充足的動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機的發明、使用和推廣。

第二部分的標題是:“從新風氣到新經濟?消費、投資和資本主義”。在這一部分中,作者繼續論證東西方的相似之處,只是從人類的必要生活消費轉向了奢侈品消費,從基本的生產活動轉向了習俗、時尚和文化,從市場轉向了制度,從看不見的手轉向了看得見的手。與第一部分不同的是,在這一部分內容中,東西方的不同之處開始增多,如歐洲和亞洲的企業結構與社會政治結構,海外剝削和資本積累,資本主義和新大陸的殖民地化,國家間的競爭、暴力及國家制度等,東西方之間在這些方面存在著相當明顯的差異,不過,像在第一部分中一樣,作者再一次告訴我們,在這些領域中西方并沒有明顯的優勢。一些看起來是西方獨有的東西實際在東方也存在;一些看起來是西方獨有的東西只不過是西方特定環境下的產物,在東方也有獨特的適合于東方環境的東西;還有一些看起來是西方獨有的東西并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優越,至少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優越,甚至有可能更為“落后”。

第三部分的前一半,作者繼續闡述東西方的相似之處,只是由優勢分析轉到了劣勢分析:它們在前進道路上遇到了共同的制約。在原始工業化和工業化前期,西歐和東亞的核心區都面臨著人口增長和土地資源不足造成的生態緊張,都通過向外圍區域輸出工業品輸入資源的貿易來解決問題,它們有著共同的模式并受到同樣的限制。直到最后一章,作者才終于提出了西方真正的優越性:西歐有了一個全新的外圍地區——美洲新大陸。這個外圍地區最大的作用并不是以前學術界常常提到的資本積累、作為西歐的工業品市場、廉價的資源和農奴勞動等,而是新大陸提供的豐富的土地密集型產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解除了西歐受到的生態制約,從而使工業革命能夠迅猛發展,使西歐與世界其他部分發生了巨大的分流。這是作者得出的大分流的兩大原因之一,另一個就是在第一部分中談到的英國煤礦的地理位置和地質狀況。在這兩個原因中,新大陸的作用又重于煤礦。

6章正文之外,該書還有6個附錄,這里列出6個附錄的標題,讀者自可看出它們的內容:

A.人均陸地運輸能力的比較估計:1800年前后的德國和印度北部。B.18世紀后期華北和歐洲農場使用的肥料估計,及由此產生的氮循環量的比較。C.法國、嶺南與華北一個地區森林覆蓋率和燃料供給估計,1700—1850。D.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初期英國各種輸入提供的“虛擬面積”估計。E.中國長江下游地區農村紡織工人掙錢能力估計,1750—1840。F.棉花和絲產量估計,長江下游與全中國,1750年及其后——與聯合王國、法國和德國的比較。

從以上的介紹中可以看出,該書是一部跨度極大的比較研究著作,其結論相當的標新立異。曾有批評者言,“該書主要是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寫成……對中國專家而言,該書顯示了作者對歐洲研究令人驚畏的熟悉。那些認為彭著有關中國的觀點有誤的中國研究學者,對他使用的歐洲文獻可能會感到不知所措;而認為彭著有關歐洲的論述不確的歐洲專家,則可能原諒該書在有關歐洲方面證據的薄弱,因為該書畢竟不是出自歐洲專家而是一位中國研究學者之手,而這位學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國研究那個仍然相當孤立領域的十分困難的語言和材料。”

這樣的批評無疑相當有理,但我們對任何一個雄心勃勃要進行世界范圍的比較研究的學者,對任何一部類似內容的著作,不是都可以提出這種批評嗎?畢竟,一個人窮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對世界主要地區的歷史都進行透徹研究,他總會有自己的學術專長;一本書的篇幅再大,也無法對世界各個地區的歷史都做出既全面又深入的論述,它總會在某個方面顯示出薄弱。對這樣一部著作,固然可能出現上述批評擬想的情況,但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即,中國研究學者對該書中有關中國的部分提出尖銳的批評,歐洲問題專家則對關于歐洲的論述進行指摘。同樣,研究日本的學者大概不會完全認同該書關于日本的觀點,印度問題專家也可能會對有關印度的內容提出異議。從這方面來說,作者寫這樣一本書是要有相當大的膽氣的,這本書在學術上完全可能陷入被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這本書在出版后也確實引起了極大震動,評論甚多。由于該書的中文版尚未出版,大部分評論出自于西方學者之手,而其中有不少持肯定態度。作者引用的大量西方文獻可能會造成部分中國學者的困惑,但卻唬不住西方學者,想來這些專家學者不會僅僅因為該書出自一位中國研究者之手就給予它如此之高的評價。其實,盡管作者本人是一位中國通,但在他征引的多達600余部各國文獻中,中文文獻僅有40種,即使加上中文文獻的英譯本和一些中國人的英文著作,也不過70余種,有關中國的情況,主要還是通過引用西方人的著作進行論述的。這是這部著作的一個缺陷,它使作者的眼界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無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但對于西方學者來說,所謂的“中國研究那個仍然相當孤立領域的十分困難的語言和材料”,在這本書中應該是并不多的。

這本書的確應用了大量第二手資料,然而,就這樣一個課題來說,這是無可非議的。如前所述,該書的論證方法是把前人提出的種種西歐優越性的觀點分門別類,進行東西方的對照比較分析,這種論證方法本身就要求應用大量第二手資料,也只有依賴學術界已有的成果,特別是比較重要、帶有權威性的成果,才能證明作者所提出的新觀點的合理性。

二、《大分流》啟示錄

如前所述,《大分流》是一部以比較研究為主的著作,作者的結論固然新穎獨特,但在我看來這本書最具啟發性的卻是對東西方的比較方法。無論是比較單位的選取,比較標準的設定,還是一系列具體因素的比較過程,以及比較過程中提出的問題,都有不少與學術界傳統觀念(不僅中國學術界,也包括國際學術界)不同的看法,一些具體的手段也非常值得參考。

首先,該書在大部分情況下拋開了傳統的比較單位:洲與洲、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而使用各方面條件(面積、人口、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等)大致相當的區域作為主要的比較單位,如中國的江南與英國的英格蘭、中國的嶺南與法國、大陸歐洲與中國、西歐與東亞等。特別要指出的是,作者認為,既然研究的對象是現代化歷程,是長期發展道路,直接比較核心區才能獲得足夠的可比性。作者選取的具體的比較單位也許并不完全合適,但選取比較單位時注重對等性和可比性,這個出發點無疑是合理的。

這樣選擇比較單位,使很多我們過去不大重視的因素呈現出了新的意義。舉例來說,在商品市場問題上,中國學者比較重視商品的遠距離運銷,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與否,其次是區域之間的市場。地方市場僅在區域研究中才受重視。而在該書作者看來,中國的一些省,如山東,是“具有國家規模的地區”。山東1800年的人口高于全法國,18世紀該省年平均輸入的糧食足以養活70萬到100萬人——高于波羅的海貿易養活的人口——輸出的糧食數量大約與輸入相等。因而,這一個省從事的糧食貿易可以與歐洲全部的長距離糧食流通等量齊觀;而該省內部肯定還有相當數量的糧食流通,因為這樣的輸入量仍不能滿足其城市區域的需求(還不必說它的棉花和煙草種植區)。也就是說,中國的省內和省際商品市場,無論是流通量還是影響的人口數量都超過了西歐的國家,運銷的距離也并不比西歐商品短,因此,省內市場的作用與西歐的全國市場相同,省際流通可以認為相當于西歐的國際貿易。同理,長江中上游與長江下游之間的關系,江南與華北的關系,在某些方面相當于西歐與東歐之間的關系。國界不過是人為的行政界線,它們只在研究與國家相關的問題時才有經濟意義。

作者對可比性的注重并不限于如何選擇比較單位,不同地區的不同背景,同樣會影響可比性。在一種背景下是必須的東西,在另一種環境下卻可能是多余的,這樣的因素實際不具備可比性,因而也很難比較出優劣來。例如,有人認為:由于缺少科學團體,中國(和其他國家)缺乏足夠的手段傳播新的和有用的知識。這些科學團體無疑應該是歐洲的一個優點,作者在承認有組織的科學團體對綜合性發明的普及和精英科學與工匠知識之間的交叉傳授所起作用的同時,指出在歐洲,這些正式的科學團體實質上通常是為了保護科學發展免受某個敵對教會的干擾而設立的,而在中國并不存在這類有權力和有敵意的實體。因而,這些在歐洲發展起來的具體機構不一定在所有地方都是科技進步的必要條件。同時,作者也指出,在中國,科學技術的傳播有著東方背景下的自己的渠道:精英人物之間通過書信進行廣泛的討論,這些信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私人文件;中國存在著活躍的書籍貿易,農書醫書數量龐大;地方官員的推廣提倡等等。

其次,該書在進行東西方比較時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交互性的比較,雙方或者多方比較中不以任何一方為標準。如前所述,英文“Great Divergence”,翻成中文時有多種譯法,實際上,彭慕蘭教授本人最鐘意的是“大歧變”,他認為“歧變”這個詞既有分歧或分離的含意,又有變革的含意,而這本書所描述的,正是分離與變革的關系。中譯本曾一度按作者的意見定名為“大歧變”,但譯者最終選定“大分流”,是因為“歧”字在中文中有時會令人聯想到正路和歧路之分,而這一點恰恰違反了作者本意。在作者看來,東西方的道路沒有偏正之分,如果一定要說偏正的話,也可以說它們是互相偏離。東西方19世紀的分流是一個分道揚鑣的態勢,沒有哪一條道路能被視為惟一正統的道路。

正是由于作者不以任何一方為既定標準,他在研究中才提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命題,即,為什么英格蘭沒有成為江南?我們知道,歐洲的史學家們在解決工業革命為什么會發生在西歐這個問題時,經常的做法是以中國作為對照。在這種比較中,人們討論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江南沒有成為英格蘭?換句話說,為什么江南這個在歷史上曾經是中國,很可能也曾經是全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沒能發生工業革命。作者并沒有否定這一命題,他只是認為,英格蘭的道路不是歷史發展的標準模式或惟一正確的模式,因而在我們問“為什么江南沒有成為英格蘭”的同時,也應該問一問“為什么英格蘭沒有成為江南”。

“為什么江南沒有成為英格蘭”這個問題的本身,就是在以西歐道路為模式,尋找江南對英格蘭道路的偏離。這樣的西歐中心論,不僅主宰了一代又一代西方史學家,它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影響也同樣巨大(或許甚至更為巨大),即使是完全不進行中外比較研究的中國學者,也很少能避免這些影響。我們可以不談西歐是否經濟發展的中心,避開中國近代的發展是否屬于沖擊—反應模式,但我們會本能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比封建社會先進,所以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優于明清的封建主義國家制度,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優于中國近代以前的市場制度,資本主義農場優于中國的租佃制,資本主義企業形式優于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家族企業……即使我們用“現代社會”和“傳統經濟”之類術語代替“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事情仍然沒有什么改變。我們在談論明清以至近現代的歷史發展狀況時,經常會分析某種因素是否已帶上了資本主義性質,某種因素是否仍屬于封建性質,某種因素是否多多少少擺脫了封建主義桎梏。也就是說,我們衡量中國傳統社會和近代經濟發展時是以近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為標準,實際上也就等于是以西方為標準。《大分流》不以任何一方為標準,也就甩開了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之類概念化的詞匯,直接進行實質性的比較,分析東西方的各種因素對商品經濟、生產力、資本積累……直至工業革命的發展有什么樣的影響。

舉例來說,政治制度應該是最能體現社會性質的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保護資產階級利益,保護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建主義國家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維護封建制度,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但《大分流》告訴我們,在18世紀以前,不但歐洲存在各種各樣政府授予的壟斷權、特許權、包稅權,限制了市場的自由,甚至歐洲的買官現象也比清前期嚴重得多。這些因素對近現代經濟發展的作用應該是負面大于正面。自由競爭的市場,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市場上要有復數的買主和復數的賣主,中國絕大多數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都符合這一標準。甩開社會制度社會性質的優劣觀進行客觀評價,顯然清政府的政策對發展商品經濟更為有利。

股份公司是18、19世紀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形式,也是西歐優越觀的一個重要支柱。而彭慕蘭卻認為,在工業革命的初期,鐵路時代到來之前,絕大多數工業企業就其規模來說,并不需要股份公司籌集資金,不但中國的家族資本有足夠的力量提供資金,即使是西歐的企業,也多是由家族負責籌集資金的。股份公司與中國商人在海外市場上的競爭,在不使用武力的條件下,勝敗的機率相等。股份公司的最大用途和真正優勢都表現在與海上掠奪行為和海外高壓統治有關的事業中。如果我們用一個中國學者熟悉的術語表達,這該可以說是一種“超經濟強制”了。

中國歷史上流行過的土地“優先購買權”,無疑是一種宗法制度的殘余,屬于封建主義性質的東西。中國學者關注的往往是它在明清以迄近代是否還存在,有多大的影響力,是否妨礙了土地自由買賣的發展,而《大分流》一書卻直接去分析這種習俗限制對生產力可能產生什么影響。指出它可能會使土地所有者的錢受損失,可能阻礙土地落入最有效率的使用者之手,但在基本技術知識普遍共享的條件下,即使是最有才干的農民在一定的土地上的收獲,與一個技術較差但受習俗偏袒的農民能夠得到的收獲,兩者之間的差異也不可能很大。而且并不是每一筆受習俗制約的交易都會使土地落入一個技術較差的農民手中,所以它對生產力的影響是有限的。而同時歐洲土地買賣受到的種種限制,卻可能阻礙了先進的農業技術的應用。

再如中國傳統社會中男耕女織的性別分工,婦女不能拋頭露面的道德規范,似乎都強烈地限制了婦女勞動力的商品化。該書卻認為,西歐婦女離家外出、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度也許更大,但中國婦女在家內從事商品生產,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產品的自由度卻無疑高得多。特別是在紡織業這一對工業革命至關重要的產業中,西歐的行會制度極大地限制了女性進入,而中國婦女的紡織工作卻受到政府、社會、文化和習俗的鼓勵。

這種比較中最明顯的一個實例是對中國和英國煤礦地理位置及地質構造的比較。在我們看來,這完全屬于自然環境要素,對經濟發展雖有重大影響,卻不是決定性的。煤礦地理位置對經濟的影響,充其量不過是距離和運輸的問題,比如江南距山西的煤礦較遠,獲得這種燃料比較困難。至于地質構造,影響的大概主要是煤的開采難易,煤礦成本高低等方面。我們或者也會去探討一下,山西煤礦的地理環境,如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外運費用高昂等會不會妨礙資本主義企業形式的產生。但《大分流》的比較,卻直接關系到對生產力的作用,而且是對蒸汽機這個工業革命中最偉大的發明的作用。在該書第一章的結尾談到,中國和英格蘭的煤礦業者面臨的技術問題有根本的不同。英國的煤礦經常滲水,為了把水抽干就需要有一臺大功率的水泵,蒸汽機就是為此發明的。中國西北的煤礦中水的問題要少得多,相反,它們非常干燥,以至自燃成為經常性的威脅。盡管這一問題從來沒有充分解決,但宋應星《天工開物》中描述的通風技術對于那個時代來說是相當尖端的。而即使有更好的通風技術使這一問題得到徹底改善,通風技術也不會像蒸汽機那樣,能夠幫助解決煤(和一般商品)的運輸問題。因而,正是英國煤礦的地質構造決定了蒸汽機誕生于英國,并最終引起一場技術革命。

這本書在進行東西方比較時的另一個特點是,從不因為西歐后來的發展結果而認定其歷史上的優勢,亦不因為東方后來的落后而抹殺其歷史上的先進。當然,就歷史的一般發展過程來說,任何一個史學家都會這樣看問題,我所指的是一些非常具體的東西,一些今天人們只要一提到,就會自然而然地把它們歸類為先進或落后或無關緊要的東西。書中多次強調,西歐18世紀以前的某些因素只是在回溯分析時才顯示出優越性,如果不看19世紀和20世紀的結果,這種優越性就不一定存在。同樣,中國的一些東西也是由于從后來的情況回溯才顯得不那么重要。

例如,中國華北植棉區在17世紀到18世紀推廣了一種紡紗用地窖,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發明,完全不涉及技術問題,它的作用是保持紡紗時的濕度,降低干燥氣候對棉紗的影響。我想,它的發明大概是受到了當時儲存甘薯或蔬菜的地窖的啟發。該書認為,只是因為我們知道在19世紀,任何一種形式的以家庭為基礎的紡織品生產都會歸結為“落后”,這些地窖才沒有被看作一種至關重要的技術突破。作者在這里再一次直指這個發明的實質意義:它在當時使一個其人口遠遠超過任何歐洲國家的地區能夠生產出滿足自己需要的紡織品,并極大地減少了季節性失業。同時,這個紡紗地窖的設計盡管很簡單,但需要掌握它的人卻屬于最貧窮、居住最分散、文化水平也最低的社會成員,因而它在華北這樣一個大區中的迅速推廣,說明了中國存在一些人們至今不夠了解,但卻相當有效的技術傳播機制。

甚至對于工業革命最偉大的發明——蒸汽機,作者也認為,它們的能力和價值僅僅在現代人的回溯中才是肯定的。而在18世紀,這種機器的巨大成本、笨重體積和其他問題困擾著使用者,除采煤業外,其他工業部門和其他發明家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改良水車上,只有在采煤業中蒸汽機才具有明顯優勢:在一座煤礦中,蒸汽機的笨重不是問題,它龐大的燃料消耗成本——隨著與煤礦的距離拉長而迅速增加——也不成問題。蒸汽機使用的燃料通常是劣等煤,價格低廉,不值得人們花錢把它們運到別的地方去賣,因而蒸汽機的燃料基本上是免費的。如果除去由其他相關行業的工匠轉讓技術所賦予的一些附加優勢,除去能夠通過附近煤礦的應用獲得有關知識,再除去煤自身的低成本,那么蒸汽機很可能看上去并不值得推廣。

作者在太多的地方強調了西歐優勢的回溯性,為了說明這些觀點,又作了大量的假設。于是我們看到:假如歐洲沒有在19世紀轉向礦物燃料,假如燃料短缺延緩了歐洲工業發展,別的地方首先產生了某種突破,那么歐洲壁爐造成的熱能浪費,可能會成為一種嚴重的技術缺陷,造成這一地區的落后,而中國的火爐由于能夠更有效地捕捉熱能,就會具有更大的革命性。假如新大陸沒有提供大量的紡織纖維原料,歐洲的紡織機器看起來就可能更像引人好奇的古董,而不是一個偉大變革的中心組件,我們現在就可能正在援引歐洲農業單位面積產量的低水平,說明嚴重的技術落后使歐洲必須把大部分土地用于糧食作物,因而導致這些精巧的但卻不合時宜的發明創造早早凋萎……

當然,作者排除后世的結果,通過種種假設去除種種后來的關聯(哪怕僅僅是偶然的關聯),然后告訴我們,盡管18世紀西歐已出現蒸汽機,出現機器紡織,但西歐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并不比中國明顯先進,這樣的一種比較方法及結論是否妥當是有疑問的。但歷史上的很多事情在后世看起來其意義確與當時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種種必然偶然的關聯加入其中,帶來了許多當時人意想不到的結果,完全根據后世的結果和后人的眼光評論歷史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們或許應該對華北的紡紗地窖給予更高的重視,對中國的火爐和烹飪方法給予更高的重視,甚至對中國農民以農作物秸稈為燃料的做法給予重新評價(今天我們把這種做法看作破壞土壤肥力、影響生態平衡的落后行為,但在《大分流》的作者看來,這使中國農民獲得了相對充裕的燃料來源,使中國森林的毀滅速度放慢,從而增加了可以用于工業發展的木材)。我們或許應該對我們過去認為是小農經濟、傳統經濟甚至典型封建制度的許多事物換一個視角去觀察,給它們以新的評價……

要進行比較研究,各種經濟指標的估算必不可少。這本書也進行了大量的推算,其中一些計算相當細密。為了更有說服力,作者在計算時總是盡可能使計算結果向不利于東亞特別是中國的方向傾斜,盡可能使對中國的計算更為保守。我不能說書中的所有計算事實上都是如此,但作者確實有這樣一種指導思想,幾乎在所有涉及東西方比較的計算中,作者都會指出他為了使對東方的估算更保守而采取了哪些措施。此外,一些“反事實”的推算也頗具新意。

三、摘瑕求疵《大分流》

《大分流》中有不少會引起爭議或值得商榷之處,事實上,我們應該說,任何一部能夠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觀點的人文或社會科學著作都會引起爭議,也都能讓人挑出毛病。有爭議正說明了觀點的獨特,見解的新穎,說明一部作品值得重視。而一部全面推翻舊觀點的著作,也必定有其不成熟之處,難免存在種種問題。更進一步我們甚至于可以說,挑不出毛病的書就不是好書。瑕不掩瑜,這些毛病不會影響一部好書的價值,但這也不意味著不需要對它提出批評。不過,我的專業領域是中國經濟史,所以只能對書中有關中國的一些論述摘瑕求疵。

如前所述,彭慕蘭教授本人是一位漢學家,專業研究領域是中國史,這本書又是以中國為主要研究對象之一,我們有理由預期這本書表現出中國研究的真知灼見。但書中征引的中文文獻卻僅有40種,有關中國的情況,主要是通過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進行論述。與作者分析西歐中心論時廣征博引,對幾乎所有重要觀點都加以討論的做法相比,關于中國的部分顯得相當薄弱,無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例如該書對中國的區域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嶺南和華北,作為一個比較對象,在書中華北的重要性僅次于江南,但作者對從翰香教授領導的“中國近代農村研究——華北平原”課題的研究成果只字未提,而這些研究是學術界公認的華北區域史以至中國區域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由于缺乏充分的資料,書中對中國的很多論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礎上。運用邏輯推理的方法進行研究,這種做法本身無可非議。但推理有兩種不同情況,一種是在有許多不同線索時,對它們之間的矛盾和聯系進行綜合分析,當大部分分析指向一個結論時,這個結論就可以成立。另一種則相反,材料太少,本身不能說明問題,研究者只好依靠這僅有的材料作邏輯性的演繹推理。這樣的推理往往可能有不止一個結論,而在推理者本人的主觀影響下,有時會不由自主地產生偏差。《大分流》中關于中國的很多推理分析都是在只有很少材料的情況下做出的,也可以說是作者在沒能充分占有史料的情況下迫不得已而為之。這些推理看上去相當精巧,也有一定的內在邏輯,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觀愿望影響,推理過程及其結果有時顯得不夠合理。

舉例來說,在第一章中,作者在比較歐亞兩大洲的生產力時提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歐洲的織工、農民或其他工人有明顯更高的生產力。他們并沒有表現出壽命更長或生活更好,這意味著在歐洲和亞洲的商品競爭中,歐洲的制造業者沒有因支付較高的實際工資而處于劣勢。所以如果歐洲的工人有較高的生產力,他們就應該能夠在亞洲市場上出售其產品。但是,正如所有的記載一致同意的,歐洲商人在亞洲出售他們的商品要比在國內為亞洲商品——無論是精英還是大眾的消費品——尋找市場困難得多。在整個18世紀和19世紀的相當長時間中,中國的紡織品和其他商品得到了重要的歐洲市場(并且不僅是在富人中)。

這是在缺乏生產力的比較數據時作者進行推理說明的一個例子。這里作者的邏輯是,歐洲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并不比亞洲人高,說明他們沒有獲得更高的實際工資,在這種條件下,如果他們的生產力更高,制造業者為單位產品付出的成本就應該較低,他們的商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就會較高。既然歐洲商品沒有表現出這種競爭力,就反證出歐洲勞動者的生產力并不比亞洲高。就一般的成本價格理論來說,這種推論不能算錯。但是第一,盡管作者強調比較的是“歐洲的織工、農民或其他工人”與“他們在歐亞大陸各地的同行”,但19世紀以前,歐洲和亞洲之間貿易的商品一般說來(紡織品除外)不是同類產品,沒有互補性或替代性,它們本身從使用價值來說不可比較,不存在競爭,因而它們的成本對其市場狀況也沒有直接的聯系。我們怎么能從歐洲鐘表在亞洲的市場不如中國瓷器在歐洲的市場大,推論出歐洲鐘表工人的生產力不如中國的瓷器工人?第二,以18世紀之前的交通運輸水平,西歐與東亞之間漫長的運輸距離和困難的運輸條件使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成為具有異國風味的、或多或少帶有奢侈品性質的舶來品,所以,歐洲商人在亞洲出售他們的商品要比在國內為亞洲商品尋找市場更為困難這個事實,說明的不是歐洲勞動者的生產力高低(在這一點上,很可能作者是對的,即歐洲工人的生產力不見得比亞洲人更高),而是歐洲人口中愿意買也買得起異國風味商品的人更多,這暗示出有可能歐洲人比亞洲人生活得更好。如果我們考慮到歐亞兩洲巨大的人口差距,這一事實的意義就會更大。第三,以18世紀以前的信息反饋條件,歐洲商人很難充分了解處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亞洲人的消費習慣和市場狀況,所以,他們送到亞洲來的商品可能不符合亞洲市場所需,但他們了解歐洲,他們在亞洲為歐洲市場采購的商品會符合歐洲市場的需求。如果是亞洲商人到歐洲去做生意,應該會出現相反的情況。史料中缺少類似的記載,或許可以反映前往歐洲的亞洲商人不如到亞洲來的歐洲商人多。第四,作者在書中多次談到中國的白銀需求的作用,指出不應該把流入中國的白銀當作為彌補歐洲“貿易赤字”而轉讓的抽象價值,而是必須把白銀本身視為一種商品,一種以礦物為基礎的精煉產品,在西方能夠遠比在亞洲任何地方更廉價地生產,在中國為廣大民眾所需求。如果作者的這一觀點成立(應該說這是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觀點),那么歐洲商人在亞洲出售他們的商品更為困難就不是事實,歐洲人在亞洲出售白銀商品并不比在歐洲出售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以至棉布等更為困難。最后我們要說的是,如果為商品尋找市場的難易體現了成本的高低這一觀點成立的話,中國商品在歐洲更容易出售就應該意味著中國商品的成本更低。盡管我們沒有歐洲工人生產力更高的證據,但同樣,作者也沒有提供中國工人生產力更高的證據,如果生產力方面沒有重大差異,按照作者的邏輯,我們就只好得出中國勞動者獲得的實際工資較低,因而生活水平較低的結論,而這是與作者的觀點大相徑庭的。我無意于否定作者的觀點——無論是對于生產力的比較還是對于生活水平的比較。盡管生產力的比較缺乏足夠的證據,但作者對中國人和歐洲人生活水平的多方面的比較卻相當有說服力(我自己在研究清代及近代中國農村經濟時也傾向于認為,清前期江南地區的農民——特別是從事原始工業的農民——生活程度相對來說是較高的,即使是華北這樣的地區,從事鄉村工業的農民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我在這里只想說明,在17、18世紀的條件下,歐洲商品在亞洲和亞洲商品在歐洲的命運,不能直接和商品成本以至勞動生產力掛鉤。這樣的推理確有其內在的邏輯性,但同樣的邏輯也可能引出相反的結論。

在生態問題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推理。作者在附錄B中通過估計18世紀后期華北和歐洲農場使用的肥料,對土壤中的氮循環量作了一個比較。他假定一個重建的“典型”華北農場典型的兩年三熟輪作制是種兩季小麥和一季大豆,假定一個模擬的英國農場一年一熟,兩年種小麥之后種一年固氮作物。一季小麥生產每千克麥粒及其麥稈大概要從土壤中吸收約0.0234千克氮,在歐洲,麥稈是經過翻耕回到土壤中,因而每千克小麥實際消耗0.0214千克氮,在華北則假定麥稈全部用作燃料之類。18世紀英國小麥平均產量為每英畝523千克,華北約為每英畝306千克。所以在6年的周期中,英國農場每英畝土地生產了4季小麥共2092千克,華北的農場生產了6季小麥共1836千克。英國農場的小麥在6年中從每英畝土地中吸收44.77千克氮,華北農場的小麥吸收了42.96千克。

接下來是氮的補充。華北的農場每英畝比英國農場多施60%的肥料(按重量計),施肥次數也較多,所以堆積過程中損失的養分可能較少。中國大部分家畜糞肥來自豬,而英國的大部分肥料來自牛,前者的質量優于后者。以比較短的間隔施用較多的質量更高的肥料,中國的施肥方式比英國的施肥方式應該對土壤更為有利。在固氮作物方面,華北通常是大豆,英格蘭是三葉草。在現代條件下,不同品種的三葉草固氮平均數為每英畝60千克左右,大豆為每英畝48千克。由于中國農場6年中種三季大豆,而英國農場種兩季三葉草,平均性能的比較再度偏向于中國的農場(每6年144:120千克氮/英畝)。作者最后的結論是,“我們對英格蘭或華北都不能做出準確的氮循環量估計。然而我們可以說,我們所有的證據都表明華北的處境并不更壞;有許多證據表明它的情況更好。”

這樣的一種比較方式無疑非常細致,它把當代農業科學引入了歷史研究中,此點也非常重要。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不要說經濟史社會史研究,即使是農史研究,我們也很少見到類似的計量和比較,而經濟史研究本身就應該是多學科的綜合交叉,從這個角度說,這里的研究方法對我們的參考價值比這些具體數字要大得多。至于這些具體數字,如果作者僅僅想要說明,華北農民精耕細作的施肥方式更能夠維持土壤肥力,那么他的目的是達到了。問題是,作者通過這些數字是要說明,華北的土壤并沒有處于危機狀態,盡管生態環境脆弱,但生態問題并不比歐洲更嚴重。作者的邏輯是:一個6年的周期中,華北農場每英畝小麥比英國農場少消耗1.81千克氮,同時,比英國農場用更合理的方式多施了60%的優質家畜糞肥,多種了一季固氮作物,所以華北的土壤一定比英國的保持得好,或至少不比英國差。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在6年的周期中,英國農場共生產小麥2092千克/英畝,華北農場則僅為1836千克/英畝,小麥產量高低的具體原因姑且不論(要知道,人們也可以假定華北小麥低產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態環境惡化),但華北的農場為了保持一個低水平的產量,補充一個較低的氮消耗量,卻必須施放更多的高質量的肥料,種植更多的固氮作物,從這一點講,是否也可以得出一個相反的結論,即華北的地力更為衰竭,華北遭遇了更嚴重的生態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對華北農田兩年三熟輪作制的重建,即2年收獲2季小麥1季大豆,6年收獲6季小麥3季大豆,本身就是錯誤的,道理很簡單,如果6年中一塊土地能種植6季小麥和3季大豆,農民有什么理由不去種6季大豆,從而變成一年兩熟?事實上,華北的氣候條件和18世紀的農業技術根本不允許這樣的一年兩熟。我的同事鄭起東教授在研究華北農業改制的文章中對這個問題講得相當清楚,華北平原小麥產區兩年三熟輪作制的典型安排是麥——豆或晚秋作物——大秋作物,因為小麥收割后才播種的豆類和晚秋作物成熟期晚,收獲后當年來不及再播種小麥,只能等待下一年春季播種大秋作物,秋收后再種小麥。也就是說,在一個6年的周期中,共收獲3季小麥、3季大豆和3季大秋作物。誠然,該書曾說明,在中國和歐洲,實際應用的輪作方式都非常多,這里只是其中的一種。但問題在于恰恰是這一種,在實際生活中無法成立。華北的大秋作物以高粱、玉米、谷子和棉花為主,大豆在輪種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并不是麥收后可種的惟一作物或必須作物,晚谷和晚玉米也常可見到。大秋作物的氮消耗量我們不清楚,不過華北地區高粱和玉米的單產(以重量計)一般高于小麥,秸稈也比小麥的高大,而氮元素的主要作用是促進植物枝葉的生長,所以大秋作物的氮消耗量大概不會比小麥更低;晚谷和晚玉米產量相對較低,氮消耗量無從推斷,不過至少可以肯定這些作物只會消耗氮而沒有固氮作用;棉花則是作者認為極耗地力的作物。按照作者的邏輯,這種情況下華北的土壤問題應該更為嚴重,因為增加了氮消耗量而減少了固氮量。這里再一次要說明的是,我無意否定作者的觀點,在我看來,這種情況也可以得出另一種結論,即以華北地區的施肥水平,在維持了小麥加上更高產量或更耗地力的大秋作物的同時,補充了更高的氮消耗量,并且每兩季作物之后并不一定必種一季大豆,這樣的事實恰好說明華北的土壤本身尚保持著相當的肥力,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不必完全依靠人工手段自我恢復肥力的能力。

上面所舉的推理實例,盡管不夠嚴密,尚可以不影響作者的觀點,但對華北地區棉花種植狀況的分析過程就不是這樣了。作者為了說明18世紀末以前中國人的紡織品消費水平不低于西歐,對1750年前后的中國棉花產量作了一個估計,提出1750年前后中國棉花的總產量至少與1870年同樣高,或者肯定與1900年同樣高。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是,華北產棉區的棉花種植面積和總產量在1750年到1870年或1900年之間有重大下降。

這個結論是分兩步得出的,第一步是數字計算,根據克勞斯的估計,1900年山東和河北加在一起只有300萬畝棉田,到20年代增長到500萬畝—600萬畝,30年代甚至更高。而方觀承的《棉花圖》,描述18世紀直隸省保定以南有20%—30%的耕地是棉田。1820年直隸有3500萬畝—5000萬畝登記的土地,乘以20%—30%,結果是只在這一個省就有700萬畝—1500萬畝棉田。即使山東和河北只有10%的土地植棉,也意味著1700萬畝—2400萬畝,即1900年數字的6—8倍。因而,有很好的理由認為華北在1750年可能種植了比1870年或1900年多得多的棉花。

這些數字的問題是很明顯的,盡管方觀承在清代封疆大吏中是較有作為的一個,但18世紀時清政府并沒有統計過不同作物的播種面積,方觀承所謂保定以南十之二三的耕地種棉,只不過是一種印象,一種估計,直接用這種比例來計算植棉面積,是相當危險的做法。而且當時直隸植棉面積的擴大正是方觀承本人大力推廣的一個結果,編纂出版《棉花圖》又是推廣植棉的一個手段,這樣一種比例估計是否真實,能否長期保持都是問題。至于20世紀的棉花種植面積,我不知道克勞斯的估計依據的是什么,但1919年華商紗廠聯合會在我國首次實地統計棉產,山東河北兩省的棉花種植面積是961萬畝,加上河南省共有1103萬畝。而華商紗廠聯合會的統計,當時人普遍認為數字偏低。克勞斯1920年代的數據既與實地調查相差懸殊,我們當然有理由對他1900年的估計提出懷疑。

第二步又是一個推理演繹過程。作者提出,其他資料間接顯示了同樣的情形。山東和河北的人口從1750年到1913年增長了80%左右,而耕地面積增長得非常少。在中國其他地方,人地比例的惡化主要通過單位面積產量的增長實現平衡,單位面積產量增長則通過更為密集地使用肥料(糞肥和豆餅)、提高復種指數和每畝地使用更多的勞動(例如極為仔細的中耕)取得。但華北種植的糧食作物不像水稻那樣能對增加勞動投入產生引人注目的反應;肥料投入的增加主要限于糞肥,因為效力更好的豆餅也更貴;比較短的生長季節排除了復種作物大量發展的可能性。此外,1853年黃河改道以后不斷惡化的澇災和土壤鹽堿化問題完全可能引起山東省成百上千萬畝土地的產量下降。所以,看來最可能的是,1750年到1870年、1900年甚至1930年間,華北必須用于生產糧食的土地數量比它的耕地數量增長得要快得多;這種情況反過來暗示出這一時期這一地區的棉花絕對產量可能有明顯的收縮。

這段話中包含了雙重意思,第一,華北的糧食單產沒有提高,反而可能下降;第二,華北的糧食必須自給,所以在土地增長不能與人口增長同步時,就要縮減棉田面積。

華北糧食作物單產和總產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一定的增長,我的同事徐秀麗教授對這個問題有深入研究,這里不再贅述。然而,《大分流》對華北肥料投入的描述顯得有點古怪,竟會認為華北農民只“因為效力更好的豆餅也更貴”,就不去增加豆餅的使用——盡管該書在談到江南的農業生產時,特別強調了豆餅肥購買量急劇增長的意義。如果價格更高的豆餅效力也更好,華北的農民為什么不去使用呢,他們與江南農民的思維模式有什么不同?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19世紀和20世紀華北地區豆餅肥料的應用水平不應該比江南差。江南的豆餅主要來自東北,而華北的豆餅卻主要產自本地。近代華北成為我國大豆第二大產區,花生第一大產區,棉籽亦是榨油原料。鄉村和集鎮上的榨油業蓬勃發展,植物油和各種籽餅成為華北最重要的物產之一。與江南相比,華北的豆餅無需長距離運輸,在有油坊的鄉村,農民甚至可以直接向油坊購買,不通過商人作中介,所以價格肯定要比江南的低。不過,華北種糧食的土地上較少使用豆餅卻是事實,因為豆餅的確比其他農家肥價格更貴,所以更多的是在種植經濟作物時使用。這個問題也涉及到華北是否必須糧食自給,我們知道,東北地區在18、19世紀開始得到全面開發,此后迅速發展為一個商品糧重要產區,華北密邇東北,從東北輸入糧食比較方便,華北沒有必要糧食自給,因而,華北的經濟作物比重可以不受必須用于生產糧食的土地數量的限制。實際上,華北地區近代經濟作物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與人口增長相關,在土地不足的情況下,種植經濟作物出售,換取糧食,是華北農民的一種經營模式。經濟作物——包括棉花在內——恰恰是需要更為密集地使用肥料和每畝地使用更多勞動、單位面積產值較高、能換到更多的糧食,從而可以平衡人地比例惡化的作物。植棉甚至作為一條緩解人口壓力和解決民食問題的出路而受到官方的重視。所以,以人地比例惡化為理由推斷華北棉田面積縮減是站不住腳的。

盡管沒有可供比較的數據支持,但種種其他資料間接顯示,華北的棉花種植面積自18世紀到19、20世紀是逐漸擴大的。我在研究華北農村棉紡織業時曾翻閱了華北地區近千部地方志,根據這些方志統計,18世紀華北植棉的縣大致占冀魯豫三省總縣數的一半左右,而到清末,達到了76%,民國初期繼續增加。也就是說,從地域看,棉花種植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當然,僅此尚不足說明問題,華北現存方志1600余部,我所查閱不足千部,而且保存下來的方志數量越到后期越多,方志編纂的質量也是越到后期越好。18世紀及以前的情況,在方志本身的記載和我查閱方志的過程中都會有所遺漏。不過,18世紀以后華北棉紡織業生產和商品棉布的輸出數量都有巨大發展則是毫無疑問的。從翰香教授在研究華北市鎮及貿易時指出,華北推廣植棉始于明代,清代中葉前后又有較大發展,19世紀末葉以后,國內外市場需求激增,促進了植棉業的加快發展。徐秀麗教授專攻華北農業生產,她也認為18世紀以后華北的棉花種植是擴大而不是縮減,華北三省棉業的大發展都是在民國以后,隨著國內棉紡織業的迅猛發展,對原棉的需求量大增,質量要求也大為提高,植棉的擴張遂與棉質的改良齊頭并進,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也為植棉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需要說明的是,盡管我們同屬一個課題組,但研究工作卻是各自獨立進行,互相之間沒有影響,殊途同歸,分別從棉花的種植、棉花的加工利用和棉花的流通三個方面說明了棉業的擴大,這樣的結論應該是比較可信的。

前面所引《大分流》的一段話中,還有一層作者沒有明言,但實際包含了的意思,即,華北的棉花單產也沒有提高。如果棉花單產有所提高的話,在種植面積縮減的情況下,總產量仍然有可能不下降。作者用棉花種植面積縮減來說明總產量下降,表明在作者的心目中,華北的棉花單產一直沒有提高。如果僅與1870年比,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到1900年甚至1930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19世紀末,華北地區開始引種美棉,20世紀前期全面推廣,發展相當快,而美棉與原來華北種植的亞洲棉相比,纖維較長,產量也更高。在棉花種植面積擴大、單產提高的情況下,作者所謂“1750年前后中國棉花的總產量至少與1870年同樣高,或者肯定與1900年同樣高”,至少在華北這個大區是不正確的。

書中對中國經濟區中最重視、論述最多的是江南,在對江南的研究中出的問題也更多,但我不準備對此提出批評。一來是本文篇幅有限,二來,黃宗智教授對《大分流》的批評集中于江南經濟,彭慕蘭教授也寫了分量很重的應答文章準備在《歷史研究》發表,讀者從他們的爭論中能夠看到的東西更多——這當然不意味著我贊成黃宗智的意見,也不意味著我完全同意彭慕蘭的看法。

摘瑕求疵到此為止,畢竟,以我這樣一個沉浸于華北區域史研究十多年的人,指摘一位西方學者對華北經濟史的理解,多少顯得有點不夠公平。但話又說回來,春秋責備賢者,惟其由于《大分流》是一部出色的著作,我們才會希望它更為出色。有誰會愿意花費時間精力和心血去評論一部平庸之作呢

在我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最經常的一種感覺就是震驚:原來歷史是可以這樣研究的,原來東西方是可以這樣比較的,原來問題是可以這樣提出的,原來事物是可以這樣解釋的……從來沒有一本書如此刺激我的評論欲望,但也正因為它的新奇獨特之處如此之多、它的亮點如此之多,以至我無法把我的評述寫得更全面也更有條理,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借用吳承明先生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大分流》是“近代史上中西比較研究的新貢獻”,是“研究中西比較史最值得通讀的一本書”。

 

注釋:

[1]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大分流》附錄B。

[3]鄭起東:《清代華北的農業改制問題》,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18-130頁。

[4]《大分流》附錄F。

[5]徐秀麗:《中國近代農村研究——華北平原》第5章(未刊稿)。

[6]《大分流》附錄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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