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10每天赢400 北京赛车正规购买 北京赛车赛 北京赛车官方开奖直播现场皇家彩 pk10平台改单可信吗 pk10历史开奖数据规律 易算北京赛车手机版 北京赛车八码在线计划 北京pk10赛车宝软件 北京pk10冠军中奖 北京赛车手机版平台 北京赛车高频ios 北京pk10八码全年可用 北京pk10人工计划网页 北京pk10计划看走势

當前位置: 首頁 > 專題研究 > 婦女研究

農地流轉中婦女土地權益保護論略——基于“三權分置”和外嫁女性視角

作者:劉靈輝  責任編輯:張 璐  信息來源:《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布時間:2019-07-16  瀏覽次數: 678

【摘 要】在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法律政策背景下,外嫁女在農村承包地流轉中的土地權益受到侵害主要體現為承包地流轉收益、土地經營權抵押的決策權、承包地流轉收益繼承權等受到損害。其主要誘因是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統一法律依據缺失、農村重男輕女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流轉收益繼承的相關規定不明晰、土地經營權抵押風險防范意識不強。因此,未來加強外嫁女的土地權益保護應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標準、明確其承包地的各項權利、維護外嫁女參與娘家承包地抵押的決策權。

【關鍵詞】外嫁女;土地權益;保護機制;三權分置;土地經營權流轉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大量農村男性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村婦女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村留守婦女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農村留守婦女基本承擔了絕大部分農業生產勞動。農業生產事關我國糧食安全、農村社會發展等重大社會經濟問題,而農村婦女積極性的充分發揮與其權益的受保障程度密切相關,因此,農村婦女權益保護尤其是土地承包經營權益保護日益成為鄉村振興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問題一直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不少學者就此開展了探討。李和平[2]分析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到侵害的危害及成因,從文化、法律、政治各方面提出了改變農村婦女土地受侵害現狀的方法;耿卓[3]從家戶的基本構造及其特征出發審視了婦女的土地權益保護問題;劉惠芹[4]分析了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保護的困境及其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可行性措施;王小映、王得坤[5]對婚嫁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戶分離”問題與權益保護策略進行了研究;王竹青[6]基于農村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受侵害的事實與主要因素分析,構建了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的法律保障體系;任大鵬、王俏[7]分析了產權化改革背景下的婦女土地權益保護問題,認為應當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編織安全網。

通過已有研究文獻的梳理發現,學術界對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然而,現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兩權分離”的法律制度框架展開,且鮮有專門探討在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這一新形勢下外嫁女的土地權益保護遇到的新問題。本研究擬基于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和土地經營權流轉蓬勃發展的社會背景,以外嫁女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在承包地流轉中外嫁女土地權益可能遇到的損害問題及其誘因,并就完善外嫁女土地權益保護機制提出建議。

二、外嫁女土地權益及其損害問題

承包地及其衍生福利是當下中國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2016年10月,中共中央頒發《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農村土地產權格局從“兩權分離”嬗變為“三權分置”。在《農村土地承包法》修訂并頒布實施后,“三權分置”從政策上升為法律,承包權和經營權從土地承包經營權中獨立出來,分別成為法定的土地權利,農民的土地權益內涵更加豐富多元。同時,伴隨城鎮化戰略的快速推進,土地規模化經營權也在農村迅速發展,進而使得農村經濟活動逐漸由農民靜態的生產勞作關系向多元化主體動態化的市場關系演變[8],土地經營權流轉成為帶動農村分散零碎承包地在多元主體間大規模市場化再配置的紐帶。然而,在農民承包土地經營權流轉誘致的農地權利格局變動以及收益歸屬界定尚不明確的情形下,外嫁女的流轉收益獲得權、承包地抵押的參與決策權、流轉收益繼承權等受到不公正對待和侵害的情形便屢見不鮮。

1.承包地流轉收益與損害問題

《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流轉的收益歸承包方所有,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繳”。但實際上,受農村傳統觀念和習俗影響,對于外嫁女而言,一方面當娘家親屬將土地經營權以出租、轉包、入股等方式轉出時,歸屬于外嫁女的承包地被作為資產盤活,從轉入方獲得的流轉收益也極可能順理成章地被視為娘家家庭成員共同收益,而外嫁女作為已經嫁出去的家庭成員,其所享的流轉收益及其能否被足額支付的保障問題并未明確;另一方面,如果外嫁女在嫁入時錯過了婆家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發包,在正常婚姻存續期間,外嫁女可與婆家其他家庭成員共同分配和使用分得承包地、種地收入以及流轉收益,如若出現婚變,其是否有權分割夫家承包地以及承包地流轉收益這一問題也未明確,導致外嫁女承包地流轉收益受損。

2.土地經營權抵押的決策權與損害問題

當外嫁女娘家親屬與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簽訂土地經營權流轉合同,將承包地轉出并獲得流轉收益后,一定年限內的土地經營權已經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所實際占有和控制。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等政策規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經承包方書面同意并向發包方備案,可以土地經營權為抵押向金融機構貸款融資來化解資金瓶頸。然而,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因自然災害、經營不善等緣故而無法償還金融機構的逾期債務時,被用于抵押的土地可能被金融機構通過折價、拍賣、變賣等方式變現以清償債務,使外嫁女在沒有參與土地抵押決策且沒有獲得流轉收益的情況下就喪失了承包地的相關權益。那么,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征得承包方(娘家農戶)書面同意時,外嫁女在出嫁前作為參與承包的主體之一,在出嫁后是否有權參與娘家內部關于土地抵押與否的討論與決策,并沒有予以具體明確。

3.承包地流轉收益繼承權與損害問題

在農村,土地承包是以“戶”為基本單位的,外嫁女娘家村集體經濟組織會以此為藉口收回承包地,并以外嫁女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為由來否定其作為“戶”的繼任者的身份來繼承土地。如果外嫁女為家庭的獨生女或僅有姐妹而無兄弟,那么,外嫁女的娘家會隨著其姐妹的出嫁、父母的逝世而在形式上成為“絕戶”。同樣,當外嫁女娘家成員生前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簽訂長期土地經營權流轉協議,在土地流轉合同執行期內,如果外嫁女娘家最后一位家庭成員死亡,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尚未被法律認可的情況下,外嫁女以何種身份、憑借何種權利介入到正在履約的土地流轉合同并獲取相應的流轉收益,亦缺乏詳細明確的操作規則。這就導致外嫁女同時喪失對娘家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及土地經營權流轉收益的繼承權。目前,在網絡媒體上關于農村老人去世后其已經出嫁的女兒是否有權繼承流轉收益的提問和咨詢屢見不鮮,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外嫁女在娘家承包地流轉收益繼承上的弱勢,也反映出這一問題至今尚未得到妥善有效解決。

三、外嫁女土地權益侵害的主要誘因

為了維護農村婦女的土地權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均以專門條款強調了男女平等參與集體土地承包原則、保障農村婦女擁有一份可耕種的承包地、確保農村婦女平等地參與征地補償收益分配等。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政策通過土地經營權流轉實現傳統農戶的零碎化、塊狀化、超小化的土地格局向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所需的成片化、集中化、規模化的土地格局轉變,達到激活土地經營權的目的[9],并使農民獲得持續穩定的流轉收益。但受集體成員資格認定、傳統思想和相關法律規定不完善等影響,外嫁女在土地經營權流轉過程中的相關權益尚未得到妥善和充分的保障。

1.集體成員資格認定的統一法律依據缺失

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損,追根尋源是婦女的集體成員資格受到排斥[10]。集體成員權作為一種身份和資格,成為農村地權變革和再配置中最關鍵的權利[11]。外嫁女在娘家村集體經濟組織分得承包地本身就處于不安全、不穩定的狀況,個別主體一直在試圖尋找恰當的理由以達到合情合理地收回她們承包地的目的。村民自治是法律賦予村民這一共同體的權利,但現階段法律對村民自治的具體權利尚未進行明確界定。為應對現階段無法可依的局面,理論界展開了有關集體成員資格認定標準的討論和研究[12],雖然形成了“戶籍”說[13]、“戶籍 義務”說[14]、“村民自治”說[15]、“法律、社會習慣與村民自治相結合”說[16]、“戶籍、是否以土地為主要生活來源、是否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三者取一說[11]、“綜合”說[17]等多種觀點,但在一些地方因地制宜制定的相關規定中,如《廣東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規定》、《四川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于如何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問題請示的答復(川人法工[2002]5號)》,戶籍仍然是判斷集體成員資格重要標準。但現實中,外嫁女的戶籍狀況相當復雜,其戶籍類型劃分上可根據出嫁后是否遷戶口可分為遷移戶口至婆家或保留戶口在娘家,也可根據出嫁時戶口遷往的地域空間位置可分為遷往農村或遷往城市。這就使得外嫁女的集體成員資格認定也變得異常復雜,全國人大對此并沒有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立法中關于農民集體成員權的認定規則仍付之闕如,至今也尚未對農民集體成員資格的認定規則做出立法解釋[18]。因此,集體經濟組織通常基于“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以戶口轉出、未履行集體義務等否定了外嫁女的集體成員資格。

2.重男輕女等傳統思想根深蒂固

外嫁女與娘家人基本已經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家庭,受“嫁出去的閨女,潑出去的水”等傳統觀念的影響,外嫁女很難再參與到娘家承包地的經營管理和處分決策中來。而土地的不可移動性以及外嫁所引起的生活空間的變化,外嫁女在娘家分得的承包地的相關權益也極有可能隨著生活空間的轉移而喪失或受損。如果外嫁女留在娘家的承包地被用于流轉又不能知情、不能參與決策、不能參與流轉收益分配,自然就喪失了對其在娘家分得的承包地收益權和處分權;如若外嫁女未事先征得娘家人同意就公開主張參與承包地的流轉收益分配,又會被視為“吃里扒外”,進而造成外嫁女與娘家親人之間的感情關系破裂。這就使她們留在娘家承包地上的權利被徹底剝奪。另外,在從夫居的傳統習俗下,在婚姻正常存續期間,外嫁女作為其夫家農戶的一員有權參與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分配,因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地位的確立以及法律政策明確禁止土地調整,外嫁女本人很難通過“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的土地調整在婆家村集體經濟組織獲得承包地;在婚姻關系出現變動時,她們又被視為“外人”,不得帶走夫家的任何財產。

3.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流轉收益繼承的法規不健全

《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條的規定“承包人應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繼承法的規定繼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繼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內繼續承包。”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條規定:“承包人死亡時尚未取得承包收益的,可把死者生前對承包所投入的資金和所付出的勞動及其增值和孳息,由發包單位或者接續承包合同的人合理折價、補償,其價額作為遺產。”解讀現行法律可知,在外嫁女娘家最后一位家庭成員死亡時,如果除外嫁女之外沒有其他家庭成員的,外嫁女娘家成員生前將土地經營權流轉憑借合同獲得的當期流轉收益可以作為法定孳息類別下的承包收益,由外嫁女以繼承人的身份依法繼承。但實際上,目前外嫁女娘家全部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卻隨著娘家最后一位家庭成員的逝世而被收回或者剝奪。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方面法規的不健全,使得外嫁女無法通過繼承的方式獲得娘家的承包地以及未來長期可持續的流轉收益。

4.失地風險防范策略體系尚未建立

本著“還權賦能”理念,沿著擴大農民對農地權利的處置權限的改革思路,土地經營權抵押被中央政策文件所逐漸認可。然而,現有政策文件更多關注到了土地經營權抵押有利的一面,而低估甚至忽略了土地經營權抵押可能面臨的法律、信用、抵押物處置、評估、操作、民生風險等潛在風險[19,20],比如,因土地經營權抵押尚未被納入法律條文中,以土地經營權為客體進行抵押存在法律風險;外嫁女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簽訂的并非都是長期流轉合同,1~3年、3~5年的短期流轉合同亦較為普遍,短期流轉合同下的土地經營權,往往難以引起投資者的興趣,進而使得金融機構面臨著抵押物處置變現風險。更為重要的是,外嫁女因承包地抵押而喪失土地的風險防范策略體系尚未建立。這主要是由于對土地經營權用于抵押貸款所潛在的風險評估不足,在外嫁女的承包地被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用于抵押貸款且逾期無法償還時,金融機構采取折價或者拍賣、變賣等方式實現抵押權變現,可能使外嫁女面臨著喪失承包地這一重要生產生活資料,并淪為失地農民的風險。

四、外嫁女土地權益保護機制的完善

2015年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抓緊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明確現有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具體實現形式,界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之間的權利關系,保障好農村婦女的土地承包權益”。在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后,完善農村婦女土地保障機制不僅要關注農村婦女實體性承包地的取得與保護問題,還要明確土地經營權流轉時的收益歸屬與分配、建立農村婦女失地風險防范體系。這涉及到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的具體落實以及土地承包經營權繼承、土地經營權流轉收益繼承等一系列核心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明確和界定。

1.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認定標準

立法缺失、經濟利益驅動、傳統思想影響等因素的交匯作用,促使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著利用村規民約認定農民集體成員資格的做法[21]。在目前國家缺乏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統一法律規范下,村規民約的隨意性、不規范性等特點,往往使外嫁女的相關權益受到侵害。因此,通過平衡強制與自治理念,應當在國家立法中確立以戶籍為原則、以基本生存保障為補充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之取得與喪失標準[22]。最關鍵的應是在農村婦女出嫁時賦予她們戶口遷移與否的自主決定權,外嫁女可以選擇將戶口留在娘家村集體經濟組織,亦可以選擇將戶口遷移到婆家村集體經濟組織。但是外嫁女選擇將戶口留在哪個集體經濟組織,就相應地享有該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權,享受相應的集體福利,不能娘家和婆家的集體福利“兩頭占”。

2.明確外嫁女承包地的各項權利

一是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承包期內,婦女結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發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在第二輪土地承包期內,應參照“法不溯及既往”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原則,外嫁女至少在第二輪土地承包期的剩余年限內仍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不能“抽走”外嫁女已承包的土地再交給人口有增量農戶耕種以解決土地資源在農戶間的配置不均衡問題。在第二輪土地承包期屆滿時,除法定事由外,廣大農民在第二輪承包以后承包經營的耕地(包括面積和具體地塊)的權利和義務“長久不變”,所承包的地塊不應該再有所調整[23],在未來(第三輪)土地承包期內,如果外嫁女在婆家仍未分得承包地,那么其在娘家分得的承包地仍應保留在戶內不被收回。

二是征地補償收益分配權。在土地征收時,外嫁女應當享有參與集體經濟組織分得征地補償款的二次收益分配權,并獲得政府提供的相應安置待遇;對于沒有分得承包地的外嫁女,相比較有地農民,應該受到一定的傾斜性照顧;保證征地補償款分到個人賬戶,而非家庭賬戶[24]。

三是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收益權。在農村婦女出嫁后,應保證其對娘家自己分得那份承包地的管控權,不能順其自然地就與“娘家人”分享,進而造成外嫁女間接失去土地[25]。外嫁女對自己在娘家的那份承包地可在“保留承包權,流轉經營權”前提下將土地經營權讓渡給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并依據合同按年度賺取相應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收益。如果簽訂土地經營權流轉協議是娘家親屬而非外嫁女本人,則其應享有知情權,且擁有對自己應得流轉收益的最終處分權。同時,在土地經營權流轉合同中應對外嫁女的承包地數量、質量、位置、流轉價格、支付方式等信息單獨列出,保證流轉收益直接打到外嫁女本人賬戶。

四是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流轉收益的繼承權。隨著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地位的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屬性已毋庸置疑。在外嫁女娘家親屬的最后一位家庭成員死亡時,集體經濟組織不應該收回其承包地,而應從法律體系統一、避免規則矛盾以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角度考慮,承認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作為遺產繼承[26]。外嫁女娘家親屬所遺留的承包地及其他財產,應作為遺產通過法律繼承或者遺囑繼承的方式進行處理;有遺囑或者遺贈撫養協議的,按照遺囑或遺贈撫養協議處分;無遺囑或者遺贈撫養協議的,應當按照《繼承法》的繼承人順序,確定享有外嫁女娘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繼承人選;對于外嫁女娘家親屬流轉出去的土地經營權,應通過改簽土地經營權流轉合同、更換流轉主體的方式,由外嫁女作為繼承人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繼續簽訂,土地流轉收益由外嫁女及其丈夫、子女共享。如果外嫁女在娘家和婆家均未分得承包地的,在離異時,對于外嫁女對婆家承包地的分割權以及流轉收益的分配權,法院應當予以考慮,以避免外嫁女因離異而直接喪失一切生活來源。

五是土地優先承包權。在發包方利用依法預留的機動地、依法開墾增加的土地、依法收回的土地或者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土地解決無地農民的承包地問題時,外嫁女應當和其他無地、少地農民一樣平等地參與土地承包,不能因為外嫁女屬于外來人員而將她們排除在土地分配名單之外,或者雖在土地分配名單之內但在排名次序上做靠后、墊底處理。對于集體經濟組織將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農村土地,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其他方式承包時,相比集體經濟組織外的農民或者城市居民,在同等條件下,享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外嫁女應該享有優先權。

3.維護外嫁女參與娘家承包地抵押的決策權

外嫁女流轉出去的承包地被用于抵押貸款可能會導致其淪為失地農民。因此,應該明確限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以用于抵押的土地范圍,并賦予外嫁女參與娘家承包地抵押與否決策討論的相應權利。首先,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方面來看,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利用農地權利抵押進行貸款時,應做出清晰的農地權利構成臺賬,將通過出租、轉包等物權保留型流轉獲得的農地權利,剔除可以抵押貸款的抵押物范圍,避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越權”抵押而導致外嫁女喪失土地;其次,從外嫁女娘家農戶方面來看,對于入股這類產生物權流動法律后果的土地權利處分行為,應該尊重外嫁女的個人意見,由外嫁女本人決定是否采取入股流轉方式。再次,從集體經濟組織土地所有者方面來看,應該嚴格把關選擇土地入股的人員條件,對于家庭條件一般、土地依賴性強的外嫁女,應鼓勵其采取出租、轉包、入股等多元化流轉方式相互搭配來化解失地風險;最后,政府部門應該賦予外嫁女以等價現金或財產作為替代品贖回土地的權利,金融機構應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抵押承包地的權利類型、價格評估報告等方面進行嚴格審核。此外,外嫁女本人必須積極主動維護自身土地權益,積極介入自己在娘家分得承包地的經營和管理,對于承包地入股、抵押等處置行為應該引起重視并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


【參考文獻】

[1]李夢華,袁宗梁.基于社會性別視角的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研究[J].湖北農業科學,2017,56(23):4668-4671.

[2]李和平.關于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的法律思考[J].人民論壇,2015(32):90-92.

[3]耿卓.家戶視角下的婦女土地權利保護[J].法學,2016(1):115-124.

[4]劉惠芹.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護的困境與對策探析[J].農業經濟,2018(8):89-91.

[5]王小映,王得坤.婚嫁婦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權戶分離”與權益保護[J].農村經濟,2018(11):35-39.

[6]王竹青.論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法律保障的體系化構建[J].婦女研究論叢,2017(3):49-57.

[7]任大鵬,王俏.產權化改革背景下的婦女土地權益保護[J].婦女研究論叢,2019(1):10-21.

[8]榮振華.三權分置法律構建過程中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之反思與構建[J].當代經濟管理,2019,41(1):1-8.

[9]劉靈輝,鄭耀群.家庭農場土地適度規模集中的實現機制研究[J].中州學刊,2016(6):37-43.

[10]李慧英.重構我國鄉村三維性別公正觀--以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為例[J].科學社會主義,2018(3):101-105.

[11]余練.地權糾紛中的集體成員權表達[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16):37-44.

[12]魏文斌,焦毅,羅娟,等.村民資格問題研究[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06(2):83-89.

[13]李可.集體重構中的成員權--以江蘇南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數據庫”為例[J].社會發展研究,2015(4):183-203.

[14]李慶華,賈方彪.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確認是解決土地補償費分配的前提[J].國土資源,2008(1):43-45.

[15]折曉葉,陳嬰嬰.產權怎樣界定--份集體產權私化的社會文本[J].社會學研究,2005(4):1-43 243.

[16]戴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制度構建中的難點及其對策[J].中國集體經濟,2012(4):10-11.

[17]王利明,周友軍.論我國農村土地權利制度的完善[J].中國法學,2012(1):45-54.

[18]管洪彥.農民集體成員權:中國特色的民事權利制度創新[J].法學論壇,2016,31(2):103-113.

[19]趙一哲,王青.農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風險的研究:基于涉農金融機構視角[J].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12-16.

[20]于麗紅,李辰未,蘭慶高.農村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信貸風險評價:基于AHP法分析[J].農村經濟,2014(11):79-82.

[21]管洪彥.村規民約認定農民集體成員資格的成因、局限與司法審查[J].政法論叢,2012(5):117-122.

[22]高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立法抉擇[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2):37-45.

[23]孔祥智.“長久不變”和土地流轉[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1):8-11.

[24]宋月萍,譚琳,陶椰.婚嫁失地會加劇農村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風險嗎?--對中國農村地區的考察[J].婦女研究論叢,2014(1):12-21.

[25]黃森慰,田甜.維護農村婦女土地權益應關注幾個問題[J].福建農業,2016(10):33-34.

[26]劉凱湘.論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可繼承性[J].北方法學,2014,8(2):20-28.

    北京赛车宝宝计划
    pk10每天赢400 北京赛车正规购买 北京赛车赛 北京赛车官方开奖直播现场皇家彩 pk10平台改单可信吗 pk10历史开奖数据规律 易算北京赛车手机版 北京赛车八码在线计划 北京pk10赛车宝软件 北京pk10冠军中奖 北京赛车手机版平台 北京赛车高频ios 北京pk10八码全年可用 北京pk10人工计划网页 北京pk10计划看走势
    幸运飞艇免费计划软件手机版 福建11选5遗漏数据 天天棋牌下载 2019重庆时时彩开奖时间 AG水上乐园 晓游游戏大厅3d手机版 广东快乐10分赔率 股票行情今天002063 天津十一选五开将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