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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振興視域下新鄉賢推進鄉村軟治理的路徑研究

作者:付翠蓮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求實》2019年第4期,第76-83頁  發布時間:2019-07-20  瀏覽次數: 826

 治理有效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近年來城鎮化進程的迅猛推進,加速了傳統村落的衰敗和鄉土文化的消逝,帶來了鄉村社會發展變遷中的治理困境,使得與傳統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不同的間接嵌入的鄉村軟治理進入了現實語境,而注重文化重建的新鄉賢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鄉村軟治理主體多元化的需要。從鄉賢回歸的現實背景及其所蘊含的治理邏輯可以發現,內生于鄉土社會的新鄉賢在獲得村民認同的基礎上嵌入既有治理結構,有利于紓解鄉村治理困境。但在推進鄉村軟治理的過程中,要規避通過政策特殊化來達到“培育”新鄉賢的不當舉措,避免簡單硬性地將新鄉賢作為上級政策和價值觀念的傳聲筒,避免脫離實際的“一刀切”和過度理想化行為。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治理;鄉村軟治理;新鄉賢;內生性權威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中“治理有效”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實現鄉村有效治理是推動農村穩定發展的基本保障。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視域下,新鄉賢作為一種非正式權威及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的中介,正不斷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關注。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積極培育和發展“新鄉賢文化”,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也強調,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新鄉賢文化,積極引導和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振興和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1]。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基層政府紛紛搭建“鄉賢回歸”工程,陸續成立各類新鄉賢組織,如廣東清遠,浙江德清、上虞等地設立鄉賢理事會,紹興設立鄉賢參事會,臺州成立鄉賢聯誼會,湖北鶴峰縣鄔陽鄉成立鄉賢道德評判團,江西省萬載縣創建“鄉村黨外民間人士工作室”,江蘇省豐縣梁寨鎮創設“鄉賢工作室”等。特別是浙江省,各種名稱的鄉賢組織紛紛涌現,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明確提出“新鄉賢組織”概念并開展工作的已有16個縣(市、區)2個市以及眾多鄉鎮[2]。學界也將“新鄉賢”作為實現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依托。培育新鄉賢、促進鄉村治理,日漸成為一個媒體和政、學兩界熱議的話題。

鄉賢治村是在中國傳統的賢能政治演變影響下形成的一種村莊治理模式,新鄉賢嵌入鄉村治理有其歷史淵源和現實需要。當前新鄉賢之所以成為促進鄉村良性治理的重要議題,一方面,是由于我國鄉村治理結構歷來相對封閉,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鄉村建設運動基本都是依靠“外生”于鄉村的知識分子推動的鄉村內部缺乏“內生”力量的對接,鄉村階層和權力結構主體缺乏流動性;另一方面,是基于對傳統社會“土豪劣紳”的集體記憶,以及近年來部分村莊在“富人治村”“能人治村”模式下村莊權威壟斷村莊資源,與村莊黑惡勢力之間勾結謀取不法利益的現實。學界和媒體不乏對鄉賢污名化以及“偽鄉賢”“新村霸”借鄉村振興之機粉墨登場侵吞鄉村資源的各種隱憂,并引發熱議;政界認識到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有利于激發農村內生活力,應對鄉村日益嚴重的空心化、老齡化給基層治理帶來的挑戰。但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新鄉賢能否改變村莊權力向上集中的治理結構?怎樣規避新鄉賢在推進鄉村軟治理過程中陷入名實分離的實踐誤區?如何制定和有效落實新鄉賢嵌入鄉村治理的培育機制和評估機制?基于此,筆者從新鄉賢的文獻回顧入手,剖析外生于鄉土社會的新鄉賢以何種方式嵌入到基層治理結構,探討新鄉賢嵌入鄉村治理過程中所蘊含的治理邏輯及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鄉村治理能力,最終的落腳點在于為基層政府在實踐中作出妥當的政策安排提供參考。

二、新鄉賢文獻回顧

我國歷來有“皇權不下縣”的傳統,鄉紳或鄉賢在村落社會和鄉里制度中承擔著重要的治理功能。鄉紳是對那些在鄉里社會有崇高威望或者為鄉土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地方官員或者社會賢達的尊稱,他們通過一套約定俗成的禮法體系來維系鄉村社會的運轉,是鄉村社會建設、風習教化、鄉里公共事務的主導力量[3]“鄉賢”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是一個有褒揚意味和內涵的概念。鄉賢一詞最早出現于東漢,一般指德高望重的“鄉邑賢達人士”,“本鄉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而深被本地民眾所尊重的賢人”[4]“鄉賢”是對有德行、有貢獻的社會賢達去世后予以表彰的榮譽稱號,是對其人生價值的肯定和榮譽認可。鄉賢是鄉紳群體中的佼佼者,在傳統社會中,鄉賢一直發揮著加強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維持基層社會自治的重要作用。但鄉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鄉紳概念,鄉賢之“賢”更注重道德層面的意義,“有經濟實力但達不到道德標準的,可以是鄉紳但不是鄉賢;道德卓著而經濟狀況困窘的,可以劃為鄉賢但難言是鄉紳”[5]。鄉賢自古扎根于鄉土社會,是聯結政府官吏和基層民眾的中介,根深蒂固地內含著杜贊奇所說的為鄉村組織成員所認同的包括宗教信仰、內心愛憎、親親仇仇等象征和規范(symbols and norms),它們由文化網絡中的制度與網結交織維系在一起。這些組織攀援依附于各種象征價值(symbolic values),從而賦予文化網絡以一定的權威,使它能夠成為地方社會中領導權具有合法性的表現場所[6]P5前言)。

相對來說,“新鄉賢”一詞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較晚,目前可查到的文獻是2008年《紹興晚報》以《新鄉賢傾情弘揚鄉賢文化青少年“知、頌、學”鄉賢精神》為題對上虞市鄉賢研究會所作的專題報道,這是迄今媒體及報刊首次使用“新鄉賢”一詞。2013年《光明日報》推出一批“新鄉賢-新農村”的專題報道后,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目前,學界對于新鄉賢的相關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截至20195月中旬在中國知網以“新鄉賢”一詞進行篇名檢索,共搜到文獻資料約290其中大都集中刊發于2016年后包括學位論文21篇,期刊文章約180其余83篇為新聞報道。自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學界有關新鄉賢的相關研究成果迅速增多。通過對這些文獻的梳理和歸納,可以將其研究視角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關于新鄉賢的概念及內涵界定研究。當前學術界對中國新鄉賢的概念尚未達成共識。李金哲(2017)“鄉”的范圍限定在鄉村,認為“賢”代表了威望和道德水平,鄉賢簡而言之就是鄉村的賢能之士[7]。胡鵬輝(2017)認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新鄉賢的主體是居住在鄉村的“有資財、有知識、有道德、有情懷”的復合型精英,其核心作用在于“凝聚鄉鄰,以道義整合利益”,是新時代能適應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態、能發展出共享價值規范體系并為之做出貢獻的賢能人士[8]。張露露、任中平(2016)將對“新鄉賢”意涵的考察納入了政治環境的變遷過程中,認為新鄉賢所處的政治制度環境已從等級森嚴的專制統治轉變為民主自治,其社會權威是建立在民眾認同的基礎上而非傳統的身份等級取向[9]。第二類是關于新鄉賢的類型劃分研究。研究者們認為與傳統鄉賢的類型劃分相比,新鄉賢的來源更加廣泛多樣化。范景鵬(2018)認為,現代農村中新鄉賢包括德高望重型、退休官員型、致富反哺型、高知善舉型、文化能人型和道德模范型等多種類型[10]。而陳曄(2018)則將新鄉賢分成兩類,一是體制內的精英如鄉鎮領導干部、優秀黨員干部、退休領導干部等,二是體制外的精英如村干部、海歸華僑、鄉村致富帶頭人、在外資助鄉村建設的企業家、熱衷鄉村事業的社會團體等[11]。第三類是關于新鄉賢回歸的背景研究。多數學者認為新鄉賢回歸是特殊的現實背景使然,是后農業稅時代直接硬治理面臨困境、內生性權威嵌入的需要。如付翠蓮(2016)認為,重塑鄉村精英的“新鄉賢治理”模式,可以有效緩解后農業稅時代鄉村直接硬治理模式下面臨的多重治理困境[12]。第四類是關于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效度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新鄉賢有利于鄉村治理走向良性有序。王文龍(2018)提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有利于發展鄉村經濟、傳承鄉村文化,能進一步加強鄉村社會整合力量,激活鄉村善治資源,最終可以完善鄉村自治[13]。郎友興等(2017)從地方實踐的角度,以浙江德清東衡村鄉賢參事會參與鄉村治理為個案,將新鄉賢的功能定位為政府的智囊團,對于新鄉賢社會力量的整合與吸納,可以增強決策的民主性,是村莊實現有效治理的根本原因。第五類是關于新鄉賢面臨的主要困境和未來發展路徑研究。鄧堅(2018)基于傳統認識等方面的原因,認為新鄉賢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模范式”鄉賢多、“參與式”鄉賢少的現象;在振興鄉村過程中新鄉賢仍然面臨激勵機制缺失、作用效果不佳等困境[14]。鄒心平(2017)認為,鄉村的封閉性使新鄉賢在鄉村投資保障問題以及歸屬感、家園感如何落實等系列問題上面臨發展困境。基于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可能面臨的諸多困境,研究者們也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15]。錢再見(2019)認為需要政府、社會、鄉村等多方合力,進一步優化新鄉賢人才政策扶持機制,構建新鄉賢人才孵化機制,創新新鄉賢人才使用機制,型塑新鄉賢人才涵育機制,真正讓新鄉賢“回得來”“干得好”“留得住”[16]。付翠蓮(2016)認為應將新鄉賢治理納入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重塑鄉村精英的“新鄉賢治理”模式,弘揚鄉賢文化,提升鄉村社會共建力,充分利用鄉賢理事會等非正式權威的影響力,在鄉村治理中發揮其輔助“村兩委”的作用,促使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12]。總體看來,這些研究大多還停留在對新鄉賢概念界定、類型劃分等較淺層面上,系統的理論提煉、總結和全局視角相對欠缺,對于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發揮作用的內在機理的研究相對不足,對新鄉賢的培育機制、評估機制的研究力度不夠,鮮有從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誤區角度深入探究。此外,關于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多定量少,研究領域也有待進一步擴展。

由于學界對新鄉賢概念界定尚存在一些分歧,導致社會上對于這一新群體的認知也存在偏差。筆者認為,新時代新鄉賢應具有更寬泛的內涵,其內涵和外延應既包括扎根農村的本土鄉賢,也包括離開鄉村但經常與家鄉聯系溝通、愿意回歸鄉土反哺家鄉且具有奉獻精神的離土鄉賢,即應包括扎根于鄉土社會文化的德行高尚、對鄉里公共事務有所貢獻的人,以及鄉土文化中培育出來的經濟能人、文人學者、成功創業人士、退休公職人員、農村道德楷模、返鄉務工人員等。新時代新鄉賢是行德行善、做公益事業的先導者,是鄉土文化、鄉風文明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者,繼承和弘揚有益于當代社會發展的鄉賢文化、提倡新鄉賢回歸并參與鄉村治理,對于鄉村社會秩序的維護、傳承好家風好家訓等優良傳統起著重要的引領、規范與勸導作用。筆者關于新鄉賢概念和范疇的界定是以鄉情鄉愁為紐帶的社會賢達,不是傳統帶有負面含義的革命話語“鄉愿”“土豪劣紳”。

相較于傳統鄉賢,新鄉賢究竟“新”在何處?學界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有研究者認為“鄉”所指代的范圍擴大,甚至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也有研究者側重于新鄉賢的“新”在“賢”所指代的道德內容因時代而變化,如現代思想和鄉土情結代替了傳統的道德觀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者和推動社會主義鄉村振興踐行者的身份增添了新的時代價值元素,對傳統儒家思想進行了揚棄。本文認為新鄉賢之“新”主要指新環境、新標準和新觀念。一是新環境,指新鄉賢所處的經濟社會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遷,即市場經濟背景下貧困村莊的逐漸解構和當前鄉政村治的治理結構的變化。二是新標準,相對于傳統鄉賢,新鄉賢更多是基于專業技能,如醫生、教師、種養殖大戶等,強調其對于村民的影響力和號召力。而傳統鄉賢榮譽的取得往往是基于宗族和血緣,強調其對于鄉土資源的支配力。三是新觀念,傳統鄉賢的觀念是儒家的德行和行善事跡,而新鄉賢則在其中增加了理性、民主、包容等多種元素。

三、新鄉賢回歸的現實背景和內在邏輯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作為基層自治組織,我國農村主要依靠村兩委管理村級事務。后稅費時代,雖然稅費的取消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農村又出現了諸多新矛盾和新問題,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在村級事務中功能性弱化,因鄉村治理主體的單一導致的村干部腐敗、治理低效、基層組織公信力銳減、村民政治參與冷漠的現象普遍存在,基層治理形勢不斷劣化,鄉村治理體制、治理機制以及治理功能上面臨諸多困境。這說明傳統直接管控的硬治理模式已不能解決基層治理困境,以間接嵌入的鄉村軟治理開始進入現實語境。而各地新鄉賢的回歸也是對鄉村社會治理困境的迫切回應,新鄉賢群體所蘊含的內在邏輯是其契合鄉村軟治理機制并在實踐中得以運用的重要因素。

當下鄉村治理的需求是新鄉賢回歸的現實背景

與過去傳統鄉紳治理下的中國鄉村地區相比,當今鄉村社會的秩序結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鄉賢”之“新”的內蘊也根植于鄉村治理形勢劣化的現實背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道路,積極推動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但農村基礎設施、基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嚴重匱乏,城鄉二元結構不斷分化,鄉村空心化現象突出,導致鄉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鄉村邊緣化傾向日益凸顯。從治理結構上看,村民自治制度取代人民公社體制并逐步演變成基層政府行政的“一條腿”,當政府行政意圖與村民自治的利益和意愿相矛盾時,由國家賦予的村民自治并不足以阻擋政府權力的滲入而使村民自治制度大打折扣,我國鄉村治理仍然延續以政府為主體的鄉村“硬”治理模式[17]。后稅費時代“面對面”的直接治理模式,國家通過一系列制度變革將鄉村基層政權虛化,國家權力總體上逐漸退出鄉村社會,削弱了基層政權的治理能力,離間了基層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中間層的缺失[12]。鄉村社會不斷受到沖擊,面臨重重困境,鄉村治理主體單一并趨向功能弱化是當前鄉村振興必須面對的現實,而新鄉賢回歸正是這一背景的現實需求。近年來,黨與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支持和引導新鄉賢回鄉助力鄉村振興,采取物質和精神雙重獎勵吸引鄉賢歸鄉,為其提供保障。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作出相關政策部署:對符合要求的公職人員回鄉任職加快研究制定具體的管理辦法;加快制定和出臺鼓勵引導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指導意見,并在稅費減免、用地扶持以及融資貸款、配套設施建設補助等方面給予優惠,為新鄉賢投身鄉村建設提供助力。

傳統鄉賢文化在鄉民教化方面曾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新鄉賢是連接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不可或缺的紐帶和橋梁。作為一種非正式的“魅力權威”,新鄉賢具有較高的道德文化修養,充分發揮其道德模范引領作用,能逐漸在優化基層治理模式、培育鄉風文明等方面彰顯出新的時代價值。基于此,新鄉賢契合了國家政策下鄉村治理主體缺位的現實背景及重建鄉村精神文化的迫切需求,成為當前鄉村振興的一個有力推手。

鄉村內生權威不足是新鄉賢回歸的內在動力

如上所述,傳統社會中鄉紳或鄉賢長期占據著鄉村治理的主體地位,“帝國邏輯”下的府際關系正是通過正式和非正式兩種形式共存并行和相互依賴的關系來有效緩和“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實現統一性和靈活性的兼容[18]。延伸開來看,傳統鄉紳一直在中央權威和鄉意民愿中協調周旋,既要做到不破壞自上而下的權威,又要實現自下而上的意愿表達,其中的運行方式正是費孝通所說的“名實分離”最好的寫照,同時也遵循著“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還自如的雙軌形式”[19]P379-380)這樣一種治理邏輯。后農業稅時代,我國農村基層組織的運作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國家政治權力在鄉村社會場域中退場,村莊共同體逐漸趨于解體,黃宗智用“集權的簡約治理”闡釋鄉村治理狀況,采用半正式的方式來進行半行政式的治理,即利用非正式組織或者非正式方式,如利用體制外鄉村精英進行司法調解等方式來完成對鄉村社會的治理,或者說國家通過地方權威而不是企圖取代它來完成的局部整合作用[20]。由此反思當下基層行政的僵化以及基層自治乏力的原因,缺乏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及訴求渠道是關鍵因素。而新鄉賢群體作為民眾意愿凝聚和利益表達的代言者,與當下鄉村社會缺乏內在動力的需求相契合。

四、新鄉賢推進鄉村軟治理的路徑

當前,我國各地都還沒有制定出明確的法律法規來催發新鄉賢有效發揮作用。筆者在浙江紹興、奉化等地調研中發現,這些地方制定了相關的規范條例,有效地提升了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因此,在制度建設方面下功夫,可以為積極、持續發揮新鄉賢在推進鄉村軟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多樣化的途徑和渠道。

拓寬渠道擴大新鄉賢參與基層民主自治的制度方式

新鄉賢是民情、民意的代言人,可以有效彌補鄉村社會組織發育不足的缺陷。充分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并不等于要廢棄既有的基層民主自治制度,而是要進一步完善這種正式制度。作為一種民主自治制度,基層民主自治制度應暢通民意、民情表達的渠道,使鄉村社會的各種意見、聲音得以公開表達,促成各種符合本土實際的發展建設決議得以出臺和執行,最終使民眾的各種愿望、理想可以有序達成。新鄉賢是當前鄉村多元協同治理體系中重要的主體之一,其作用不僅限于在政府與市場出現缺位時維持農村社會的穩定,同時在鄉村治理體系發展過程中通過招攬社會賢達人士,有效匯聚鄉村治理各種力量,能夠使新鄉賢在多元協同鄉村治理體系當中居于特殊地位[21]。作為基層自治組織,村委會應想方設法提供和拓寬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機會、渠道。但新鄉賢應獨立于基層行政事務之外,不能直接參與鄉鎮黨政部門、村級基層組織的行政工作,更不能在這些基層政府中擔任行政職務,否則,就會步入既是裁判又下場賽跑的窠臼,對基層政府起不到有效的監督制約作用。

搭建平臺充分發揮新鄉賢在協同治理中的幫、扶、帶作用

由于新鄉賢的非官方身份,沒有自上而下的授權,容易引起村民對其參與鄉村治理動機的疑惑,也使部分村干部懷有抵觸情緒。因此,要為新鄉賢“撐腰”,引導新鄉賢在村級事務中充分發揮作用。上級政府應培育有才智、有威望的扎根鄉村的新鄉賢,通過一定形式和程序對新鄉賢進行榮譽聘任,表彰、獎勵其對家鄉的奉獻,以增加社會對新鄉賢的認同感及他們自身的榮譽感和成就感。在后稅費時代,國家出臺了“一事一議”制度與財政獎補制度,試圖建立政府資助、農民參與、社會支持的農村公共品供給制度。“一事一議”制度設計的目標是在國家投入的基礎上,鼓勵地方積極配套與民眾參與共同推進農村的公共品供給[22]。在這種背景下,很多集體經濟薄弱的村莊并無能力完成相應的籌集資金的任務。因此,要創建新鄉賢信息聯絡平臺,既可以利用新媒體、自媒體等方式聯絡廣大新鄉賢,并進行信息溝通,也可以采用走訪、慰問、聯誼等方式,吸納和充分利用新鄉賢奉獻、回饋家鄉,發揮好新鄉賢聯系廣泛、資源豐富的優勢,以不同方式實現新鄉賢帶動下的資金、技術、人才、企業等資源回流,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起到正向作用,為共同建設家鄉提供有效資源,有效化解政府資金有限的難題。

創新機制培育和探索“村兩委 鄉賢理事會”的新治理模式

要積極組織和培育鄉村中有威望、有能力的經濟能人、退休干部、復退軍人、外來工代表等組成鄉賢理事會,發展介于官方與民間的這類新型社會組織來廣泛參與鄉村治理事務。鄉賢理事會不是傳統社會中鄉村治理的一種機構,其成員沒有任何行政級別和工資福利等待遇,而是具有服務意識、民間意識的社區新鄉賢自發組成的一種類似于協會、商會等社團的民間組織,具有去行政化的特征。村兩委與新鄉賢組織應當是“主”與“輔”“斷”與“謀”的關系,基層黨委和政府不能采取直接命令或者行政干預的方式插手鄉賢理事會內部的活動和事務,但應給予支持、協調和監督。鄉賢理事會可以充分利用其非正式權威的影響力,在鄉村治理中發揮輔助“村兩委”的作用,成為具有非官方特質、能夠解決后農業稅時代政府縱向治理能力不足、社會橫向治理能力缺失等諸多問題的新型社會組織,在政府與基層民眾之間發揮橋梁作用。

重視“軟治理”鼓勵和支持新鄉賢發揮好鄉土社會“解壓閥”的作用

新鄉賢扮演著鄉村弱勢群體的“守夜人”角色,在鄉村協同治理中可以發揮政府組織調研員、法律政策宣講員及矛盾糾紛調解員等作用,在多元協同鄉村治理體系中,新鄉賢發揮著公共部門介入之前的協調器的作用,可以協調和組織一些公共性的群眾活動,甚至還可以有效化解干群矛盾乃至官民沖突,避免基層矛盾激化,能有效緩解信訪部門的壓力。當前我國很多村莊仍然存在宗族力量,發動并有效調動新鄉賢這類傳統善治資源以增強村落共同體的認同感,對化解農民和基層矛盾有著顯著的正效應。誠然,黨委和政府也要建立監督和約束機制,引導新鄉賢通過法治渠道參與鄉村共建活動,防止個別新鄉賢利用家族勢力及自身影響力干預正常村莊事務,防止其在基于利益博弈而引發的群眾性抗爭事件中成為激化官民矛盾的誘因。

五、結語

新鄉賢回歸某種程度上映射出當下鄉村治理過程中治理主體單一、村民自治乏力、基層和民眾的內在驅動力不足、鄉村精神文明信仰體系日趨凋敝等錯綜復雜的現實問題,也是對中國傳統村莊運行邏輯的一種批判性繼承以及對鄉村軟治理主體需求、文化重建的一種有效回應。由于對新鄉賢這一主體的本質認識不足以及在治理推進過程中的規范性問題,新鄉賢推進鄉村軟治理的過程必然是一個不斷試錯和不斷成長的過程。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結合中國各地鄉村實際,遵循其蘊含在基層治理過程中軟硬結合、權責分明的治理邏輯,是實現新鄉賢推進鄉村軟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實現中國鄉村“善治”的關鍵路徑。為此,從文化價值觀念塑造、多元化主體治理等多個維度探求當下新鄉賢在推進鄉村軟治理中所蘊含的價值,目的在于充分發揮新鄉賢在鄉村軟治理中的相對優勢,激發鄉村社會內生力量的成長,避免其在參與鄉村治理過程中陷入名實分離的實踐誤區。但如何在實際操作中真正發揮新鄉賢在軟治理過程中的作用、實現鄉村軟硬治理良善結合以助推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仍需要理論與實務界積極探索多元化的制度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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