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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路徑分析——基于“反思”的視角

作者:王炳權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社會科學研究》2019年第4期  發布時間:2019-08-03  瀏覽次數: 488

【摘 要】推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既是政治發展實踐的要求,也是理論自我完善的沖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提出了新要求。話語體系建構應依循學科成長、學術發展的基本規律。基于客觀實踐的自主性理論創造,是話語體系成長的基本路徑。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在自我反思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討論分析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成績、經驗及不足,避免功利偏狹的心態;進一步夯實理論基礎,以謙遜的姿態對待已有成果,在增強學術自主性的同時,繼續借鑒古今中外豐富的思想理論資源,而不是故步自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加強交流,緩解學術與政治、學人與學人、學術與學術之間的張力,形成正向的溝通機制。通過“反思”“固基”“對話”的途徑,使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取得扎實的成績。

【關鍵詞】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路徑;反思


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是持續不斷的過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與政治實踐相統一。政治建設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任務,這是政治學話語更新與重塑的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提出了新要求。推動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是反思與前瞻、繼承與創新、溝通與對話的重要契機。我們需要在總結既有成績的基礎上,反思短板,打牢基礎,加強對話,這是推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基本原則。

一、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自我反思”

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首先需要找準自身的現實定位,明晰已有的成績與不足。時代需要是政治學前行的根本動力,時代也滋養著政治學話語的發展。政治學是與時代關系密切的學科,思考如何回應新時代的要求無疑是體系建構的首要動力。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們需要梳理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成績與不足,對學界的討論做相應的分析。

(一)適應時代呼喚

建構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是黨和國家政治建設的需要,也是政治學理論自身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建設事業取得了重要成就,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得到發展,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統一建立了制度性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全面總結了我國政治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4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日益完善,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日益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1)在政治建設的偉大進程中,中國政治學也在同步發展,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取得了若干成績,為促進中國特色政治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得以恢復。在近四十年的發展中,中國政治學取得了長足進步,并呈現出從理論譯介到本土研究、從意識形態到政治科學、從規范研究到經驗研究、從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從單一學科到交叉學科、從政治制度到政治行為、從階級統治到國家治理等演變趨勢。”(2

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治建設作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一個方面加以推進,并取得了重要成績,形成了新內容、新形式、新趨向。助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政治學的核心議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一段時間內政治建設的新要求,強調建設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基礎。這些任務亟須通過實際調研、理論把握、落地實處。此外,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主要矛盾,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所有工作的核心,也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政治學研究要為美好政治生活的建構服務。然而,“面對黨和國家的急切需要,面對國內外政治諸領域的現實變化,我們的政治學學術話語多少顯得供給乏力,或是供給錯位。現有的政治學話語,對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解釋力不足,對黨和國家政治決策的貢獻度有限,對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影響力有限,對社會輿論和公眾的引導力更是微弱。”(3

(二)推動“轉型升級”

面對黨和國家政治建設的新要求,政治學需要“轉型升級”的發展要求提上了日程。毫無疑問,政治學經過多年的發展在取得了成績的同時,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國家發展中,政治學界為應對國家建設的需要,勉力進行理論建構,但面對政治實踐發展和政治理論創制的雙重需求,相應建構的虛弱乏力是顯而易見的事實。”(4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學術表達的重要性。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哲學社會科學要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總書記在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強調,“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5),強調要大力推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并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戰略還不十分明確,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在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等問題。(6

政治學研究要適應新形勢,結合國家需要和自身實際,突破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局限,解決一些關鍵性問題,使自己能夠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出發”,而抓手正是自身的話語體系建設。“我國的政治學界目前尚缺乏一個系統化的政治學話語體系,從而導致政治學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與現實政治聯系不夠密切,研究活動缺乏現實針對性。所以,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的話語體系的任務時不我待。”(7

在中國特色政治學學科體系(discipline system)、學術體系(academy system)、話語體系(discourse system)建設中,話語體系建設是重中之重。經過多年的發展,政治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建構獲得了長足進步。在中國政治學一級學科的定位基礎上,二級學科及三級學科、新興交叉學科不斷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以政治學議題為核心的學術體系,涵蓋了政治學的一般問題以及與中國政治實踐相適應的特殊問題。這些議題的內涵在與中國政治實踐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得到提升和深化,反映了研究的科學性、規范性、前沿性。話語體系是政治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的表達系統,以獨特的概念、范疇、體系在學科的界限內言說政治學研究成果,理解和詮釋中國政治實踐,傳達中國人的政治情懷,彰顯中國人的政治追求。“邏輯層面上,話語作為表達思想、傳達知識的媒介,其體系建構相較于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有著特殊的價值和意義,應該得到學界的特殊重視。”(8)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是政治學研究再上一個臺階的起點。

(三)瞻望自身發展

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學界對政治學的“出路”做了比較深入的討論(9),充分地體現了學者的學術責任和學術自覺。“這種自覺實際上具有雙重取向:一方面是批評性的,即要求批評性地檢討當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話語;另一方面則是建設性的,它要求建設性地引領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重新建構。由此,二途所顯現出來的更加重要的事情在于:當今中國的人文學術和社會科學研究正試圖逐漸擺脫它對于外來學術的‘學徒狀態’,從而提出其本己的‘自律性’要求。”(10

這些討論一方面是響應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對建構“三個體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對政治學的研究歷程、現狀、發展前景做了分析,對此有肯定,也有反思和批評,同時也強調了中國政治學面對新時代的發展路徑。 這些討論中的不同成果各有側重,提出的問題也切中要害,但從總體上體現了對中國政治學的“不在場”和“失語”問題的擔心和“焦慮”,是對政治學深入的省思,這恰恰是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前提性工作。“不在場”和“失語”問題意味著政治學是否存在“話語權”的缺失。“不在場”意味著政治學在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上出現了偏差,或者“深陷其中”而喪失了理論自覺,或者“置身事外”。如何把握其與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的關系,如何恰到好處地“出場”,是政治學“話語權”生長的關鍵。學人在討論中表現出對政治學成為“顯學”的極大信心,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政治學距離世界一流政治學還很遠。

學界對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討論涉及多個方面,比較引人注目的看法總體上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一是強調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要積極反映政治實踐。這個論點看似并無新意。包括政治學在內的任何當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都是在與實踐的互動過程中成長的,也是理論發展的普遍規律。盡管如此,重提此問題并非無病呻吟的“炒冷飯”,其針對性建立在認為當代中國政治學特別是現階段的政治學與政治實踐保持了較大的距離與張力。基于此判斷,這些討論一方面提出了批評性意見,即反對回避或抵觸中國實踐,一方面給出了改變的路徑,即積極研究中央精神和領導人講話。(11

二是強調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要有科學視野。(12)主要的論證邏輯是,“政治哲學式”的研究并不能發現政治現象的真正奧秘,因為它往往先入為主,立場先行,不利于發現現象后的本質。解決的辦法是推進“政治科學”的發展,要以科學的方式去發現和重建中國的政治學,才能轉變政治學的發展頹勢。

三是強調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要持中國立場。(13)主要的論證邏輯是,中國是經濟大國,也是政治大國。在講述我們的成就時并未擁有自己的話語權,所以總結好中國經驗、體現中國智慧才是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中心任務。此外,中國歷史上有深厚的政治智慧可挖掘整理,這才是中國的原創。

四是強調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從“民主話語”轉向“治理話語”。(14)論證邏輯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政治建設主題的重大轉變,以往對以“民主轉型”為核心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必須讓位于以“治理”為核心的討論,實現政治學話語的根本轉變。

這些討論對推動政治學界的自省、主動承擔體系建設的任務有促進作用。但是,已有研究給出了一些對策建議,卻又一定程度上迷失在所謂“政治學轉向”的迷霧里,并不能把政治學拉回到“是其所是”的位置上來。我們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建制性政治學”,也不知道為什么政治科學比政治哲學更高明更管用。可以說,學界對政治學研究狀況的反思性討論,所提出的肯定、批評以及進一步發展的建議還不甚到位。在批評方面,我們立足自己擅長的方面去看問題,否定過多,要“重打鼓,另開張”,看不到政治學研究多年來取得的成績。在肯定方面,以政治正確性囊括所有進展,并不全面,也缺乏指導性。此外,在如何進一步提升發展方面提出的建議,可行性不大,過于宏觀或者缺乏實操性,不是很聚焦。總體上看,學者們的討論體現出的是“學術焦慮”,這是我們進一步前進的動力,但“焦慮”化為“動力”,需要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如果不是從學科定位和發展實際出發,而是過度考慮政治學的致用性,把政治學當作“解釋學”“操作學”,會傷害政治學學科發展和學術研究。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正是我們開展討論的契機。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以至政治學的“再出發”需要充分看到成績和不足,努力補足“缺失”,這就是建構的成績之一。

多年來,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成績是顯著的,除了學科、隊伍、譯介、成果、資政等方面的成績,面對未來發展的任務,至少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不能不提及。

一是促進公眾的政治認知提升與政治生活的開放。單向度的政治認知是片面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甚至是有害的認知,對社會的戕害是嚴重的。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學的發展與火熱的時代相互作用,在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大氛圍下,推動公眾多角度地理解政治,把政治生活與“奔小康”緊密聯系起來,催生了人們對個體權利的認知,特別是強化了人們在市場經濟中對自由、平等和法治等觀念的認知。值得注意的是,通過一大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及其中國化的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價值、政治理念深入人心。人民賦權、為人民用權的權力觀也在多層面得到落實。平等、自由、開放的政治認知以及相應的政治運作和政治實踐不能不說與政治學的發展有密切關系。

二是促進政治發展的均衡化、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四個自信”,說明“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有著推動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高績效。從政治發展的視角看,“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15),“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16)等政治判讀恰恰說明,在歷時態與共時態的比較視野中,我們選擇了最適合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其基本特征是在均衡中走向中國人自己的現代政治新生態與新格局。中國政治學多年的發展恰恰凝聚了這一智慧,在綜合創新中發展自己的理論邏輯,并與實踐相互作用,形成中國特色的政治實踐邏輯。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思潮看,所謂“左”、右邊界清晰,彼此時而發生“齟齬”,但主流政治學的聲音始終在理性平和與追求建設性的軌道上運行,為政治穩定乃至社會穩定提供了智力支持。

三是政治學話語得到了豐富和發展。總體上看,一段時間以來學界以“三個體系建設”為契機對政治學40年來發展的批評與否定似乎多了一些。不管這些問題存在與否都不能否認中國政治學人在政治話語體系建構方面已經取得的成績。一個不容忽視的成績就是中國政治學在理論和現實間找到了相對平衡的中間地帶,切近中國政治實踐,研究中國政治現象,引領中國政治生活,在這三個方面可能做得不夠好,但不能說沒有做。因而也產生了屬于中國政治學的不同層次的范疇體系。在承認西方政治學是世界一流政治學之后,以此考察中國政治學是否達到了“世界一流”,這是一個很難把握的標準,如果中國的政治生活是一流水準,其政治學當然也是一流的。誠如有學者所言,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取決于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建設是否走完了一個閉環。(17)理論之于實踐,或先或后,但終究離不開實踐這一主線。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還“在路上”,中國式政治文明還在探索中,我們的政治學正在為此添磚加瓦,所以要求政治學能夠一勞永逸地建構起一套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的體系,還缺乏客觀合理性。 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中國政治學理論話語的現代化、中國化的努力始終未停止。我們既看到了“致思”的取向,也看到了“致用”的努力。中國政治學學科生長環境的復雜性,需要學人的建設性努力,“非此即彼”的學術爭論與評價離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甚遠,也不利于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

在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過程中,我們也確實存在一些偏差。這些問題不能說是政治學領域獨有的或者一直以來就存在的,但一段時間以來表現比較突出。主要表現為理論建構的主體性不足、過度強調經驗優先。

理論思考的自覺性不夠。話語體系建構作為學術活動的重要內容,離不開自覺的理論建構。改革開放后,中國政治學的發展面臨諸多理論資源可供研究借鑒。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為西方主流政治實踐服務的西方政治學,都深刻影響著中國政治學的建構和言說方式,特別是中國社會的快速轉型,給政治學自主生長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為中國政治學的自主性理論思考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與現實資源。有效處理中國政治學理論建構與已有理論資源,特別是與政治實踐發生有益高效的互動,需要政治學人發揮理論建構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多年來,中國政治學話語建構在日趨成熟的同時,也產生一些惰性,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多層面的教條主義。比如,在處理與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話語關系時,不重視概念的清晰性和邏輯的嚴密性,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理解為政治學話語與政治話語保持一致、政治學議題與政治議題保持一致。表面上看,是在“與中央保持一致”,實際上既不能豐富和提升中國特色政治話語,也放棄了中國政治學理論建構的責任,由此建構的理論“言說”,權解一時之需尚可,其邏輯理論并不順暢,一時可以獲得比較強勢的地位,但認同度并不高。這樣做,并不是真正處理好了“政治”與“學術”的關系,也不符合黨和國家的要求,只會不斷失去學術話語權。又如,完全臣服于自由主義的“言說”,對原子式個人的假設、市場神話和小政府的信任近乎狂熱,不能實事求是地看待消極自由、選舉和法治。同樣也存在搬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草創的政治范疇,而不是對此加以進一步廓清,并根據實踐的發展加以豐富和完善。無論是對待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反映在理論建構上都用“代入法”,套用這些概念、范疇、體系,完成自己的理論思考。這對學術研究來說,是“偷懶”,是喪失自我的理論思考或理論思考不到位。

經驗視角有走向片面的傾向。經驗視角是我們中國政治學話語建構多年來都比較匱乏的方面。我們注重經驗的觀察總結,采取科學的分析方法,都是為了更深入地認識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更好地把握政治實踐以至于引領政治實踐。但注重經驗,并非輕視概念的清晰性和邏輯建構以及邏輯推理,更不能滿足于用生活話語描述經驗現象,否則貌似“新奇”的發現會充斥其間,細節之處皆為“魔鬼”,就不再是理論研究了。量化研究一度繁盛,甚至形成“話語霸權”(18),為量化而量化,問題意識淡化,甚至置數據的信度效度于不顧。(19)現實中,“總結經驗”式的研究,貌似科學的定量分析,整齊如“積木”玩具式的成果,已經“肢解”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政治實踐則被研究和呈現得支離破碎。“經驗主義”的話語建構模式,帶來的是“議題”選擇上的偏差和對政治價值的淡化。一方面,把過多資源投放在農村和城市生活社區的研究上,侵占社會學、農村經濟學等學科的議題,不關注政治學的主要議題,脫離政治學主戰場,“荒了自己的田,種了別人的地”。而該政治學關注的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矛盾和沖突卻被置若罔聞。另一方面,因為回避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沒有思想的碰撞與交流,致使在政治價值的“引領”方面失語,喪失價值彰顯和哲學思考。如果價值荒蕪,政治學則真的“空心化”了,那么說我們處在“政治學荒”中也不為過。

時代需要政治學的回歸。當下的政治學需要回到政治學的初衷上來,回到政治學研究的問題上來,回到實事求是的研究方向上來。面對成績和問題,政治學人需要以“自省”的態度面對政治學的將來。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是政治學“再出發”的抓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生命力在于其具有厚重的理論基礎、豐富的實踐基礎和富有前瞻性的價值基礎。這三者正是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著力的方面。鑒于此,重新審視并強化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基礎,顯得更為重要,也更為迫切。

二、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強本固基”

打牢基礎是話語體系建構的關鍵因素。牢固的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價值基礎,是話語體系建構的“資源”,也是話語體系的“底氣”。找出我們在這三方面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即是體系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強化理論基礎

推動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離不開深厚的理論支撐。長期以來,中國政治學界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為本,把握西方政治學、中國古代政治學的知識體系,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與當代中國政治話語相契合,獲得了深厚的理論資源,形成了比較堅實的理論根基。進一步推動政治學話語體系建設,需要提升理論解釋力和理論思維能力,豐富理論資源。

1.強化理論基礎,需要繼續“補課”。

在新時代,政治學話語體系建設仍需要補課。這種“補課”不是否認學科建設經過多年努力獲得的進步,而是“查漏補缺”,在此基礎上使我們的理論建構能夠轉型升級。應該說,特別是在理論線索、知識體系方面,我們還存在不足。這種不足主要表現在我們還沒有對基于世界政治文明的政治學認知體系有全面而清晰的把握。其一,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是中國政治學的根本。我們可以看到從政治學的角度,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概念、范疇、體系并沒有被持續地系統地整理和認知,曾經的努力并沒有接續下去。(20)即使現在頗受關注的“為中國發聲”的政治學表達,也并不都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上考慮問題,更多的是以“師夷長技以制夷”,以西方式實踐的問題指責西方話語,看不出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分析框架。由此,那些批評中國政治學話語建構不足,與政治實踐、與主流政治話語“疏離”的聲音,把原因歸結為對西方話語的“膜拜”可能并不客觀。因為,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都是對馬克思主義話語的日漸生疏,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皆如此。在政治學新生代學者登場之際,我們確實需要補上馬克思主義這一課。此外,我們還需要從對西方政治學和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標簽式”認知中走出來,恢復“是其所是”的認知過程,看原文讀原著,加深了解,達致“中西馬”的貫通,才能做到“綜合創新”、轉型升級。因此,繼續“補課”是必要的。

2.強化理論基礎,需要增強學術自主性。

“近些年來,關于社會科學研究本土化的話題經常被人們提起,就此作為一個話題而言,說明中國的社會科學發展開始從自覺的過程轉向自主的軌道,意味著即將開啟學術創新的進程。”(21)為鞏固政治學理論之基,我們也需要看到自身研究和表達方式上的一些欠缺遮蔽了對理論資源的正當獲取,主要表現為學術自主性不彰。我國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國家,包括政治學在內的若干方面都面臨著繼承與創新、借鑒與超越的問題。在學科建設上我們也有“后發優勢”,即在中國實踐的基礎上做綜合判斷和比較分析,這是非常難得的成長機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在研究中的自我意識在淡化,依附性在強化,被已有理論邏輯捆住了手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利于學術發展的學術生態,“闡釋型”與“叫好式”政治學、“把玩型”與“圍觀式”政治學、“批評型”與“怒懟式”政治學雜糅其間,盡管形式多樣,表現不同甚至對立,但總體上還是學術自主性讓位于學術依附性,是被“他者”所俘獲,“臣服”于既有的理論言說,自我建設性的理論建構活動受到影響。“闡釋型”與“叫好式”理論研究活動,在多個角度闡釋既有理論的同時,放棄檢視和客觀的眼光,走向不加分析、不遺余力地維護。在對待各個理論源流上,都一定程度存在這個問題。對西方政治學,我們更多的是批評對其“照抄照搬”,對馬克思主義,我們以“教條主義”論之,對中國古代政治智慧,我們在警惕“儒化中國”的傾向,這些耳熟能詳的概括式批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種片面性的理論研究活動。其實踐后果的負面性也頗為驚人。或“堅守中國立場的學者,堅拒西方的現代方案,執意開辟一個全然屬于中國的現代方案,結果因噎廢食,將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當作一場不計后果的文化游戲”,或“堅信西方現代方案普遍有效性的學者,將中國傳統打入冷宮,決意在中國推行西方現代方案,結果一錯全錯,將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視為一場驗證西方方案的驚人試驗”。(22)這是學術研究缺乏自主性的慣常表現。此外,我們能看到“把玩型”與“圍觀式”的政治學理論研究活動,貌似“清高”,不偏不倚,實則不明所以,未見創見。“批評型”與“怒懟式”政治學研究活動專事“批評”與“譴責”,卻提不出多少建設性意見。相對于“闡釋型”與“叫好式”的研究活動,“把玩型”與“圍觀式”的政治學、“批評型”與“怒懟式”政治學貌似與之相異,其實質卻基本相同,都是學術自主性缺失的表現。消磨式的把玩和沒有創造性的批評,實際上還是被他人的邏輯牽著走,而“中國的崛起將形成從中國出發的世界政治體系,相應地,這種從中國出發的過程性結構也正是建構自主性中國社會科學的歷史邏輯起點”。(23

3.強化理論基礎,需要正確對待已有的成績與不足。

一方面,批判性思維與建設性思維相結合。一段時間以來,學界對政治學如何適應新形勢提出了若干建議,但更多的是批評。有些批評是到位的,有些批評則有片面性。學術的進步,始終離不開批判性思維的警醒和建設性思維的滋養。在批評的同時,最好提出建設性意見,這樣批評才有意義,才是正常的學術批評。長期以來,政治學的發展取得了顯著進步。“基本完成了政治學的學科體系建設,學科門類完整,研究機構日趨完善,人才培養和儲備日益雄厚,學科交流平臺不斷增加;逐漸充實和更新了基礎理論與方法論的研究,不斷創新研究方法,在對政治學的階級理論、政黨理論、國家理論、民主理論、民族理論、政府理論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對權力理論、政治發展理論、政治體制改革理論、政治穩定理論、中央與地方關系理論、政治參與理論、政治文化理論和反腐敗理論等進行了深入研究,研究成果豐富,并且有關民主、自由、平等和正義等價值范疇和相關的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領域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4)政治學研究應該在這些成績的基礎上向前發展,而不是另起爐灶。任何學術批評都是要有利于這一目標的。學術批評要基于常識,尊重政治學的內涵和政治學的邊界,切忌把學術批評與所謂學術權力和學術資源之爭相混淆。如果單純的學術批評夾雜了其他因素,這種批評很可能變成“扣帽子”“打棍子”,傷害的不僅僅是學術本身。因此,要“淡化論述中的政治意識形態性,嚴守學術場域和政治場域之分野,尤其要避免沿襲‘敵我二分’的思維,將論述對象分為‘我們’與‘西方’,導致降低論述的真誠性和有效性。”(25

理論的成長有自身的發展規律。“任何一個國家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既要彰顯其固有的特性,又不能脫離話語體系建構所必須遵循的一般規律。脫離共性規律的建構,必然因缺失必要的共同價值和事實證明,難以使人們實現從認知到認同的轉變,最終淪為缺乏證據的宏論和口號。”(26)話語體系的構建是歷史的累積過程,以往的成果不論是否還適應時勢,但已經成為具有客觀本體性的知識,成為話語體系進一步成長的基礎。

(二)回應實踐要求

政治學話語體系建設離不開與實踐的積極互動。“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并不是技術性質的,也不是通過某種外在的設計來進行人為安排的。如果把它當作一種理智的技術操作來理解,那么這幾乎必錯無疑。學術話語的建構肯定與此不同。在當下的議程中,它首先是思想的事業,而真正的思想不能不以切中現實為旨歸。”(2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有新任務,也有新期待。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對實踐成果做理論提升,并在與實踐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克服功利主義傾向。

1.總結成就和經驗。

時代的進步是政治學發展的源泉。有論者認為,“我們甚至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判斷,那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得益于社會治理實踐者的智慧,而不是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支持。”(28)這是一種警醒的聲音。“中國話語應切中當代中國的歷史性實踐,應符合當下中國人的生存體驗,否則就有可能淪為虛假的話語。”(29)為此,“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必須勇于站在時代的最前沿,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焦點,將探索的目光、理論的旨趣、研究的重點投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涌現出來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投向廣大人民群眾最為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投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必須解決的重大理論性問題。”(3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話語體系扎根實踐沃土,深刻把握我國基本政情,反映政治進步的新要求和人民群眾對政治生活的新期待,總結概括和提升人民群眾創造的新經驗,有著鮮活的實踐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話語體系所取得的每一成果無不打上實踐的烙印,而且已經和正在接受著實踐的檢驗,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此外,從實踐發展的需要出發,用不斷創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對新時代政治建設實踐中所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做出科學回答,對政治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進行深入剖析,對人民群眾中的思想困惑給予合理解釋,由此講好中國的政治發展故事,推動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建設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2.服務新時代。

新時代開啟建設美好政治生活的新征程。滿足人民對美好政治生活的需要,政治學的發展與進步必不可少。一方面,“我們迫切需要把實踐者的智慧轉化為社會科學理論,形成理論體系甚至話語體系。”(31)“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這是前所未有的歷史大事件,勇于在實踐中開拓進取、積極摸索固然極為重要,但敢于在理論上、觀念上突破此前的實踐模式,給出強有力推進中國深水區改革開放的理論謀劃,也就是進行有效的頂層設計,已成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支撐條件。”(32)另一方面,需要理論上的頂層設計。“中國今天的發展,決定了政治學不能退而求其次,僅僅滿足于政治現場的謀劃或具體政策的研究。”(33)“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要矯正中國政治學過度務實的品性,以建設性的心態、長遠的眼光關注人與政治生活的本質問題,就要在源于西方思想界的反啟蒙與反現代觀念對啟蒙的指摘中站穩腳跟,夯實啟蒙的基礎”(34),去服務政治生活,引領政治生活的追求,推動政治生活的向善。

3.克服功利傾向。

理論與實踐相互作用,需要“把握好兩個問題。第一,不應對中國實踐經驗過度渲染和升華。我們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切不可為構建話語而生搬硬套,將個案擴展至普遍經驗,或忽視經驗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或將優點和特點無限放大,以求尋找與西方經驗的不同之處,從而體現中國的獨特性。”(35)這意味著在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過程中,處理好與實踐的關系需要克服功利傾向,“被認可”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但只有實事求是的符合科學研究規律的理論創造活動,才能與實踐發生正向的相互作用,才會出“好成果”,“認可度”才是真實的。因此,我們需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尊重實踐,克服主觀偏好,“主觀設計對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僅能發揮選擇、整合和運用相關概念、原理和思想對客觀政治現實進行揭示和判斷的功能,可以在特定的時代和范圍內,增進人們對政治學話語體系的認知、認同和信任度,但不能決定人們從根本上認同政治學話語體系。”(36)而“多元化的實踐經驗為學者們建構新的話語體系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資源。根據實踐經驗進行話語建構的最大優勢,在于典型的案例、豐富的材料以及實踐者的親歷能夠最大可能地提供更具說服力的闡釋體系。”(37)不尊重實踐,理論也沒有出路。二是保持理論的理性認知能力。以理論體系獨有的完整性、自覺性、綱領性與前瞻性來規約政治實踐的瑣碎性、盲目性、妥協性與當下性,指引處在日常瑣碎生活實踐中的人們,透悟日常生活的奧秘。(38)因此,“在建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過程中,主觀設計者必須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求真進取的精神,真實地反映和闡明政治實踐的客觀狀況,以理性意識認真提煉和升華政治實踐中獲取的感性材料,以不夸大和抑貶的語言去組織、配置話語體系,才能建構具有較高真理因子的話語體系,在實踐中更好地服務于預設的特定目標。”(39

(三)增強價值引領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不斷在實踐和理論上進行探索、用發展著的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哲學社會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40)哲學社會科學要具有引領能力,價值的彰顯與強化是能力的來源之一。政治學是科學,更是哲學。為政治生活提供“向好”“向善”的價值引領,是政治學生命力之所在。在世界政治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政治學發揮了重要的價值塑造和引領作用。諸如公平、正義、平等、自由等,盡管不同文明體賦予其不同的含義,但其所反映的人們對政治生活中平等權利的追求,是所有類型政治文明的共同認知。當代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過程,應該是彰顯政治價值的過程。回避價值判讀,空置價值引領角色,是政治學的倒退,也無法建構符合時代要求和人民需要的政治學話語體系。因此,政治學話語的引領性與前瞻性應根植于價值而不是技術。“在學科價值定位上,現階段中國政治學‘求理’ 和‘致用’兩種取向同等重要,政治學人應該在承載這兩種取向的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之間維持平衡的張力。”(41

1.處理好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關系。

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之爭由來已久,一定程度上貫穿在現當代政治學發展的歷程中。隨著西方發達國家政治實踐的相對模式化、穩定化,政治哲學思維慣性在一定程度上讓位于政治科學思維,政治生活的可預測性成為學人們著力攻關的目標,表現之一就是以數學為底色的多種方法被運用到政治學的研究當中,關注政治生活的價值性啟蒙有所淡化。可以認為,政治科學被強調,是對政治哲學泛價值化、泛道德化的反彈,但把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完全割裂又是走向極端的表現。

回顧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政治學的話語建構在與政治實踐緊密結合過程中,不斷推動政治價值塑造和實現。而這種價值的彰顯,始終與政治哲學的研究理路相輔相成。改革開放之初,隨著國門開啟,西方政治學的概念、范疇、體系的涌入,使我們原有的政治學話語備受沖擊,進而幾近全盤接受了西方政治學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解讀范式,在懵懂中唱和著追求自由的喧囂。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學對公平正義的討論持續高漲,成為改革開放第二個乃至第三個十年中,政治學力推的核心價值。政治學的發展契合改革開放的各個議題,在大變革大轉型時代,政治哲學的思考始終沒有停止,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以政治價值言說為核心的政治話語建構,是對美好向善的政治生活的追求。進入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政治學的發展面臨新的轉型機遇。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之爭一段時間內凸顯出來。科學主義的主張似乎占了上風。但沒有哲學底蘊,不以政治價值為底色的政治科學,是不存在的,觀察和測量政治生活,呈現的是客觀對象,如果不賦予其政治價值導向,這種呈現是無意義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解決的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這需要理論上的頂層設計。政治學要參與其中,還需要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相互配合,才能完成新時代的任務。政治科學之所以能夠腳踏實地,正是因為政治哲學在仰望星空。 正像有學者所說,中國政治學的努力方向,“應當在于重新認識人自身,確認人的基本權利與價值,并使之成為探討國家與民族問題的出發點。一旦確立‘以人為本’的高度,政治學的學術關懷與研究進路才能逐漸擺脫簡單粗暴的批判與抗爭意識,以宏大視野和建設心態來解釋現實并引領現實的發展。”(42

2.堅守人民性,不搞所謂價值中立。

調整資源配置,打破利益邊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之意。 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社會群體的分化,階層意識和新的利益邊界不斷形成,并走向新的固化。“為誰說話”成了政治學需要面對的問題。從主流意識形態的角度考量,為人民做學問,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是對所有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根本要求。具體到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自始至終都應堅守人民立場,為廣大人民對美好政治生活的期待服務,以公平正義為基底,警惕落入資本邏輯和權力邏輯。市場活動帶來繁榮的同時,也導致分化。資源占有上的不平衡,導致了社會生活中的強勢與弱勢之分。在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政治學的話語建構同樣會面臨“站隊”的問題。政治學話語體系“應該堅守為人民代言,替百姓說話,始終代表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別于資本邏輯主導下的新自由主義話語,也不同于權力邏輯主導下的特權階層話語。”(43

從根本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話語體系的確立,必須立足于人民的需要,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大聲疾呼。”(44)堅守人民立場,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立場,這既不是資本的立場,也不是權責的立場,而是基于平等自由的共享共治的立場。改革開放40余年來,政治學話語建構的線索和思路看似駁雜,實際上有三條進路,一是西方政治話語的梳理與重構,二是儒學政治話語的當代對接,三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當代轉化。三種選擇的內在價值追求都與“人民立場”有一定差距。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如何中國化問題的研究并不深入,若干重大理論問題處于被回避的狀態,其中的人民立場到底如何體現,仍然是一個被懸置的問題。多種進路意味著多種選擇,無從選擇時,是不是可以保持“中立”?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一度被強調的政治科學研究路徑,也暗含“價值中立”的意味,但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不可能是價值空心化的過程。

3.堅守基本的政治價值。

正義是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價值核心。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國情下,這些價值被賦予不同的內涵,但在強調平等和公平上是有共識的。當代中國現代化事業取得巨大成就,解決了中國人面臨的最大的正義問題,即溫飽問題,繼而迎來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在面對實現發展躍升,特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時,“權力正義”“分配正義”“弱勢群體正義”等具體訴求不斷涌現出來。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非常高,而中國的政治規定性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底色,如何推進共同富裕的逐步實現,在政治哲學上恰恰指向分配正義。與分配正義相聯系,對所謂弱勢群體的關注和關懷的需要越來越突出。二戰后西方許多政治哲學家都在探討這一問題。我們如何實現共享型發展,是政治哲學的重要議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政治發展上取得了重大進展,即重塑執政黨的使命性和人民性。這從根本上重置了社會正義的走向,糾正了“官商一體”的偏誤。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跟上這一步伐,改變不當的價值言說,回到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來。

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是對應然的政治價值的彰顯。政治學話語體系建設,不僅限于概念、范疇、體系的梳理和規制,一定程度上對應然的政治價值的強調可能更為關鍵。從一段時間來看,學界對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討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政治價值取舍上的猶疑甚至回避,我們對如何堅持應然的政治價值關涉不多,這不能不算是一個缺憾。即使我們充分認同政治實踐中的政治價值宣誓,但這并不能替代政治學對政治價值的研究與宣揚。我們從“實然”的政治實踐出發,追求應然的政治價值,是為了更好地規約實際的政治生活,促進政治實踐向真、善、美的目標前進,這是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中心議題之一。

三、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對話”

推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通過對話平衡學術與政治、學人與學人、學科與學科之間的張力。一段時間以來,學界對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討論以及一些學人的創制性努力,往往糾結于這三種張力無法緩解。因此,在三對關系中構建新的平衡,紓解彼此間的張力,達致共生共容的狀態,可拓展政治學話語體系生長的寶貴空間。

(一)學術與政治的對話

處理好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是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關鍵。我國是經濟大國,更是政治大國,“講政治”是“江湖”與“廟堂”共同的話題。政治學學術研究的進退與政治生活密切相關。政治生活是政治學的基本對象,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更是與當代中國政治建設緊密相連。當代中國政治學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為基底,整合了包括西方政治學在內的若干思想資源,在思想碰撞與交流過程中,飽受諸如“全盤西化”“照抄照搬”的批評,然而真正影響政治學發展進程和話語呈現的是現實政治。政治學話語的建構與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活主題的變換有著密切關系。諸如政治體制改革、黨政分開、黨政統合、黨內民主、社會治理等理論主題,都是在與現實政治生活的互動中提出并深化研究的議題。改革的主題和社會主要矛盾是時代的主旋律,是最大的政治,恰恰是政治學話語言說的“主角”。因此,處理好政治與學術的關系是政治學得以發展的前提。

一是要尊重政治引導,強化學術自主。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以“集中”為特色,這是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共同作用的結果,具有歷史合理性和現實可能性。政治學研究尤其是話語表達,需要保持“政治正確”,同時要保有學術性。話語體系建構需要兼顧政治性與學術性。在新時代,學術的政治性具體地表現為對政治引導的認同。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核心任務是闡明、說透政治生活實踐,呈現政治建設的規律性認知,這是政治性的表現,也是學術自主性的彰顯。學界對政治引導有誤解,認為與政治保持一致,就會喪失學術自主性,緊跟政治引導的科研活動是政治宣教,不是學術成果。實際上,中國獨特的政治文明進路恰恰是政治學難得的研究對象,對其采取忽視乃至對立的態度,這是學術的教條主義和虛無主義。僅就學術的開拓性而言,這無疑是學術的巨大損失,即使是批評也得深入了解對象,否則就是有欠缺的研究。我們往往看到的是政治實踐對學術的“規制”,卻看不到學界的努力對政治實踐產生的重大影響。學術研究的成果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政治實踐,甚至變成國家的政策和法律。比如學界對黨內民主、協商民主、善治、政府創新、法治國家、社會治理等議題的研究及凝練的概念已進入黨和國家的正式文件,有的還轉化為具體的政策,成為政治實踐的一部分。(45)所以,我們需要“告別總認為身處桎梏之中因而過度批判的心態”(46),“要恰當地運用而不是濫用挑戰、質疑與反思的專業力量,去沖破那些關乎人性價值與人類基本權利的障礙”。(47)從當下的學術生態來看,學術研究是否有自主性,往往取決于學人自我的認知和努力。通過深入的科學研究得出的成果,一般都會實現政治性與學術性的統一,恩格斯指出:“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愿望。”(48)研究得越深,科學性越突出,越符合人民的利益,政治性也越強。

二是提供學理支撐,反對搞學術投機。政治與學術的關系發生扭曲,往往表現在學術活動變成投機活動,這不僅嚴重傷害學術,更傷害政治,同時也讓政治無法尊重學術并輕慢學術。如前所述,政治學研究特別是話語體系建設與政治密切相關,這不僅是政治的要求,更是學術的要求,這種要求是客觀的。政治要的不是不實事求是的吹噓,也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批判,而是貨真價實的學理支撐與體現真才實學的對策建議。“因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的‘過火’……,加以夸大,把它運用到實際適用的范圍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而且在這種情形下,甚至必然會變成荒謬絕倫的東西。”(49

作為學人不能低估政治實踐對真、善、美的追求。在我們的研究中,不乏帶有投機色彩的操作,學風浮躁,貌似始終在與熱點和前沿對接,實際上是“萬金油”,靠“揣測”“對焦”“投其所好”“打擊異己”謀求重視,爭取“資源”,博得眼球。這樣做,貌似保持學術與政治相一致,頗有“貢獻”,實則為害甚深。一是浪費了大量的學術資源,傷害學科的成長;二是毒害了青年,使有志于學術研究的青年得不到科學的傳承,卻有可能被惡劣學風污染;三是誤導實務部門的工作走向和認知邏輯,稱其為“高級黑”也不為過。“如此一來,這些學者提出的新話語、新概念在學理上就顯得底氣不足、說服力不夠,而在態度上則顯得不夠真誠。”(50

長期以來,政治學的理論思考往往落后于“政治實踐即生動活潑的政治生活的發展。即便是政治學家對政治實踐進行了某種超前的謀劃,相對于政治實踐自身的演變來講,也總是顯示出一種被政治實踐重塑,而不是塑造政治實踐的被動性。因此,政治學話語體系的建構這類理論嘗試,就只能尾隨政治實踐來展開,而無法站在政治實踐的前方位置對之進行有效引導。”(51)這種狀況客觀上也催生了學術投機的產生。那種認為與現實政治保持適當距離,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杜絕投機型學術研究的觀點,其實也是一種片面。研究現實政治,是政治學的責任,屬于學科的重大問題,采取回避的態度,未嘗不是一種投機。要堅持與現實政治的互動并不是政治學學科的全部認知活動,給出對現實政治有力的理論詮釋和有益建議,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二)學人與學人的對話

政治學人承擔著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任務。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政治學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集思廣益,增加包容度,減少對立思維,找到最大公約數。考察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歷程,可以發現學人之間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缺少溝通或無效溝通影響了話語體系建構的有效性。自改革開放之初政治學“補課”以來,政治學話語體系一直在“左沖右突”中尋找自己的建構理路,在學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邏輯清晰、學科邊界明確的成果,這些成果是在溝通對話基礎上取得的。但由于學人的學科背景、實踐感知、甚至價值觀的迥異等,彼此間在特定時期缺少基于共同學術旨趣的溝通和對話,正如有學者所說,“建構新話語的首要工作是在國內學術界建立基本共識。而國內學術界的現狀恰恰是不同立場和觀點的學者大搞‘關門主義’,自說自話,很少認真、誠懇地回應其他立場學者提出來的問題,甚至會從動機和道德層面對論辯對手進行駁斥。長此以往,學術共同體中存在的裂痕將會越來越深,無法彌合。”(52)共識首先建立在正常的學術對話上,而正常的學術對話是建立在學術寬容的基礎上的。在學術進展的瓶頸期,學人的學術寬容尤為重要,應當為彼此留出話語空間。在當下,正值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關鍵期,需要學人通力合作,加強溝通與交流,開展正常的學術批評,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建議。

1.尊重學術的演進邏輯。

當下,我們推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時,需要“瞻前顧后”,總結以往的成績和不足,為更好地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理論資源。我們現在和今后一段時間對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所做的努力和成績都無法與前人的成果相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仍然在建設和發展中,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學發展成果充分反映了政治實踐的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會繼續推進,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學話語也在發展進步。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的一致性,決定了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不太可能獲得“革命性”創新,更無法想象搞出所謂的“顛覆性”成果。從這個基本事實出發,可知“繼往開來”是當下推動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基本路數,因此需要對前人的努力和成果抱有起碼的尊重,而不是通過否定過去同儕的努力而獲取自己的“話語權”。

2.尊重學術的新樣態。

21世紀以來,政治學界在學科、隊伍、議題、方法等方面都發生了較大變化。新興學科與交叉學科越來越多,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學者已經成為學術研究的主力,協商民主、國家治理、賢能政治等新議題不斷涌現,實證研究方法得到廣泛應用,以分化、多元為特點的新政治學研究生態已經形成。新的研究格局提供了豐富的話語言說方式和研究方式,這未嘗不是百花齊放的大好局面。因此,尊重以至珍惜這一局面,無疑是給話語體系的生長留有空間。做到“和而不同”的關鍵是開展正常的學術批評。不正常的學術批評,一方面是“自說自話”:“學者可以通過一套邏輯自洽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對中國成功的經驗自圓其說,但是卻對其分析對象中存在的問題一筆帶過或不言說,尤其是沒有和針鋒相對的觀點之間展開學術對話。有的學者甚至簡單地將問題與成就割裂開來,拒絕討論問題。自說自話的另一個表現是通過‘敵我劃分’,將學術上的質疑視為意識形態的敵對,從而將其劃入政治問題置之不理。”(53)另一方面是劃分敵我式的政治性批判,借“政治正確”的強沖擊力,打壓、削弱甚至消除“異己”的觀點。不正常的學術批評為害甚大,對學術的成長是不利的,對政治學話語體系推陳出新也是有害的。

(三)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對話

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是學術研究過程,需要廣泛而深入的國際交流。“拒絕在普遍的視角中對待相異的、外來的經驗與觀念,不僅無助于對所有能夠積極作用于國家與學科發展的觀念與經驗進行公平的辨析、比較、選擇,終究也會影響對本土、主流的觀念與經驗的更新。”(54)中國的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個是對內搞活,一個是對外開放。對外開放使我們獲得了成功的外部環境和外部條件。對于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來說,也是按這個邏輯展開的。對外開放,給政治學提供了“補課”的資源。當然,我們在對外開放過程中,有一個以誰為主的問題。總體上我們是以“吸取精華、剔除糟粕”為主原則。在這個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主要是對西方話語的盲從和照搬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總體上在多方面取得進步,政治學話語體系也是如此,但進一步的建構任務仍然需要積極的對外交流。只有在更加積極的開放交流的基礎上,才能講好中國故事,而不是以虛驕的話語來設置交流上的障礙。一些討論持狹隘的“中國優越論”,沒有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應該基于事實,心平氣和地與西方話語和知識體系展開對話。這種對話,既不是基于意識形態分歧的政治性表白,亦不是基于民族自尊的深情吶喊,更不是意氣用事的強詞奪理,而是基于嚴密學術邏輯和謹慎現實觀察的溫情言說。唯有如此,我們方能在建構話語體系的過程中贏得主動、獲得尊敬。”(55

中國智慧與中國經驗是世界性的,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部分。我們強調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是要總結中國實踐和展示中國智慧,是強烈自信心的表現,這種自信心,要建立在充分開放的基礎上。“當下特別需要防止‘逆開放’的問題。不是要走向以傳統對抗現代、以落后詆毀進步、以民族拒斥世界、特色貶損普遍的歧途,不是為了從現代退回到前現代之中。”(56)“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絕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一套真正能產生世界影響力的本土話語不僅要在內部邏輯上實現自洽,更重要的是必須正面回應源自西方視角的挑戰和質疑。”(57)中國需要世界,更重要的是,世界需要中國,“中國政治學界應該加強與國際學術界和相關學科之間的學術對話。就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而言,這一方面是中國政治學作為一個學科40年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國際學術界的內在需求,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復興的大國,其走向復興的歷程和發展趨勢是國際學術界非常希望了解并加以剖析的。可以說,中國自身的發展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它不僅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土壤,而且為中國政治學走向世界搭建了舞臺。”(58)只有在深入了解和交流的基礎上,才能“深入嚴肅地回答‘中國社會的哪些特點使得西方民主制度中的優勢無法發揮’以及‘中國采取不同于西方的制度為何能夠做得更好’這兩個問題,才能夠建立真正屬于中國的民主政治話語。”(59

我們在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較長過程中,始終在尋找自己的獨特表達方式。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學習、模仿西方話語階段,二是改造西方話語、為我所用階段,三是基于中國經驗創設中國話語的階段。當下,我們正處于第三個階段。基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只有以開放的姿態,充分地了解世界,在比較視野中才能更懂得中國,才能講好中國故事,說好“中國話”。學界關于“國家能力”“協商民主”“賢能政治”等政治學論題的討論,都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世界學術也急需中國的聲音,這是對中國學人的一個考驗,不了解世界,甚至就不理解中國,沒有中外貫通的眼光,并不能解決說什么、怎么說的問題。當然,我們仍要警惕“師夷長技以治夷”式的學術表達,因為對西方政治話語的熟稔,從而可以比較準確找到其理論和實踐層面的短處,“以西方反西方”可能有一定說服力,但并不能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綜上所述,“世上一切學問(知識)和技術,其終極(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學術本來是一切學術中最重要的學術,其終極(目的)正是為大家所最重視的善德,也就是人間的至善。”(60)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是謀取“至善”事業的一部分,“沒有政治科學的繁榮,就難有高度發達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國家治理的現代化”(61),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是為民主政治建設服務,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服務,因此,一方面“保持對于政治學的自我節制”,另一方面“對于政治場域保持一種相對清明的認識狀態”(62),為中國政治學走向世界貢獻力量。


注釋:

[1][16]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1219日,第2版。

[2][61]俞可平:《中國政治學的主要趨勢(19782018)》,《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3][42]劉偉:《學術話語重構與我國政治學研究的轉型》,沈壯海編:《學術話語體系建設的理與路——一項分科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5254頁。

[4][22][32][33][38][51]任劍濤:《為原創校準:政治學研究的學術站位與通達眼光》,《天津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5][40]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519日,第2版。

[6][24][44]鄭慧:《論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話語體系》,《政治學研究》2014年第6期。

[7]張桂林:《邏輯要義、歷史努力與認知前提:建構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5期。

[8]參見楊光斌:《論世界政治體系——兼論建構自主性中國社會科學的起點》,《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1期;楊光斌:《作為建制性學科的中國政治學》,《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1期;楊光斌:《論政治學理論的學科資源——中國政治學汲取了什么、貢獻了什么?》,《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1期;陳周旺:《中國政治學的知識交鋒及出路》,《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5期;談火生:《政治學的學科傳統之爭與中國政治學的未來》,《教學與研究》2017年第5期;劉偉:《學術話語重構與我國政治學研究的轉型》,沈壯海編:《學術話語體系建設的理與路——一項分科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張桂林:《中國政治學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4期;桑玉成:《關于政治學的主題與政治學基本問題的思考》,《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5期;周平:《民族政治學知識體系的構建、特點及取向》,《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1期,等。

[9]吳曉明:《論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自主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

[10]楊光斌:《政治學理論的學科資源——中國政治學汲取了什么、貢獻了什么?》,《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1期。

[11]參見房寧:《新政治科學的時代性、科學化與國際比較視野》,《中國政治學》2018年第1期;鐘楊:《科學哲學、政治科學與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社會科學文摘》2018年第9期。

[12]參見張維為:《中國的發展還是有人讀不懂》,《理論導報》2017年第9期;王紹光《“中國學派”的含義》,《北京日報》2018716日,第15版;鄭永年:《中國文明的復興和知識重建》,《文史哲》2019年第1期,等。

[13]佟德志:《治理吸納民主——當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邏輯與趨勢》,《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2期。

[14]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人民日報》20121118日,第1版。

[15]此看法源于張明軍教授在一次論壇上的發言。本人贊同,故作此提示。

[17]葛傳紅:《西方政治學界對于“定量霸權”的反思與批判》,《國際政治研究》2019年第1期。

[18]趙鼎新:《社會科學需要破除理科思維》,《洞見: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判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9頁。

[19]《政治學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一書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基本理論。此后,學界繼續就具體理論問題做了研究,但呈碎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力度在弱化,研究隊伍在萎縮。

[20][28][31][57]張康之:《論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

[21]楊光斌:《論世界政治體系——兼論建構自主性中國社會科學的起點》,《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1期。

[23][35][37][50][52][55][59]趙鳴歧、張放:《“中國模式”話語體系建構的方法論思考》,《思想理論教育》2015年第3期。

[25][36][39]張明軍:《制度績效、主觀設計與政治學話語體系的構建》,《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12期。

[26]吳曉明:《論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自主建構》,《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

[27][43][56]陳曙光:《中國話語與話語中國》,《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10期。

[29]張異賓:《構建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話語體系》,《中國高等教育》2015年第Z1期。

[30]劉偉:《話語重構與我國政治學研究的轉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34]張桂林:《中國政治學走向世界一流的若干思考》,《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4期。

[41][58]談火生、楊婕:《改革開放40年中國政治學重要概念的變遷及啟示》,《天津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45][47][54]黃璇:《超越務實與抗爭:中國政治學的現代建構》,《天津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4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5頁。

[48]《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2頁。

[49]陳曙光:《中國模式: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兼評西方話語中的“中國模式”觀》,《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2期。

[53]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51-152頁。

[60]謝茂松:《重建政治學的實踐性:實踐智慧在當代中國政治學中的缺席》,2019327日,http//www.cifu.fudan.edu.cn/91/f0/c12233a168432/page.htm20195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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