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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現代法團主義路徑研究

作者:高海虹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發布時間:2019-08-11  瀏覽次數: 363

【摘 要】在政治參與多樣化的當代格局中,社會組織逐漸成為政治參與的重要主體。具有包容性、社會性、參與性和民主性等特征的現代法團主義與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從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視角來看,現代法團主義提供了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應當將現代法團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發展現狀密切結合,從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加強群團組織協調功能、拓寬社會組織政治參與渠道、實現社會組織均衡發展等方面構建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發展路徑。

【關鍵詞】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現代法團主義;民主政治


伴隨快速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深刻的社會轉型,我國公民政治參與意識不斷增強,參與基礎不斷擴大,并逐漸向組織化、多樣化和規范化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進程中,社會組織因其公益性、社會性、非營利性等組織特征以及協調溝通、社會服務、監督管理等組織功能,相較公民個人、政黨和利益集團等的政治參與而言,更能夠代表公眾表達利益訴求、聯系政府與民間社會、提出或參與決策,在政治參與中展示出其獨特的優勢。

關于社會組織的界定,國內學界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組織,泛指不同社會階層公民自發組成的從事共同活動的所有群體形式;狹義的社會組織,即具有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公益性的,區別于政府和企業的組織。本研究中的社會組織作狹義理解。威亞爾達的現代法團主義,倡導國家與社會間的良性協作和共同發展,強調政治、文化、歷史等因素的重要性,與中國的歷史傳統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實踐有著較強的契合之處,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現和中國社會組織進行有序政治參與提供了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

一、現代法團主義與社會組織政治參與

(一)現代法團主義

法團主義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外延寬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歐洲天主教會和民族主義等也對其有著重要影響。法團主義理論源起于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法團主義理論有兩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菲利普·施密特和霍華德·威亞爾達。施密特(Philip C.Schmitter1974)將法團主義作為替代多元主義的利益政治范式和協解體系,他認為“法團主義是一個特指的觀念、模式或制度類型,其作用是將公民社會中的組織化利益結合到國家的決策結構中。”[1]97威亞爾達(Howard J.Wiarda1997)則強調“歷史連續性”的政治文化,更加關注“國家-社會關系”的動態過程。威亞爾達認為“法團主義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的組織體系,其中主要的社會集團(勞工、農民、商人、族群、部落、宗教組織或軍方等)均被整合到政府體系之中,這一體系或以壟斷為基礎,或以政府的指導、定向、監護和控制為基礎,以尋求國家的協調發展。”[2]22-23

這兩位法團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雖然關注的視角有所不同,但卻都是在尋求一種與多元主義所不同的國家-社會關系模式。盛行于美國的多元主義主張,政治的基本場所應當是社會而非國家,社會政治行動的基本單位是利益集團,其行動主導著社會的基本政治秩序。多元主義強調國家與社會的邊界,或者說是將國家與社會推向對立的位置,并通過多渠道、自發性、非秩序性或自然平衡等方式來解決問題。而法團主義則倡導政府與社會間的協作整合關系,認為政府應當給社會利益群體以制度引導,使其與政府由對抗性的壓力關系轉換為合作性的功能關系。

同時,威亞爾達還依據法團主義的動態演化過程,將其分為歷史法團主義、意識形態法團主義、政制法團主義和現代法團主義四種類型。他認為,法團主義伴隨著政治社會的發展,必然會由官僚性、國家性、非參與性、非民主性特性的歷史法團主義類型,經過意識形態法團主義、政制法團主義兩種過渡類型,逐步向包容性、社會性、參與性、民主性的現代法團主義類型發展。[3]71-75威亞爾達還指出,現代法團主義一般存在于發達的后工業化國家,而同時也是部分發展中或轉型國家的未來發展目標。

(二)社會組織政治參與

政治參與是指公民通過國家法律法規所允許的方式和途徑,參與或影響政治過程的活動。政治參與不僅能夠有效維護公民的權利和利益,而且也是衡量國家民主政治完善程度和政治發展狀況的重要標尺。正如在《公民文化》一書中阿爾蒙德和維巴所指出的,新的世界政治文化發展,雖然整體來看比較模糊,但是有一個發展趨勢是清晰可見的,即世界政治文化將是一種參與型的文化。[4]4-6政治參與的主體主要包含公民、利益集團、政黨、非政府組織等。在政治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公民個體的政治參與日益呈現出孤立、無序的狀態,表現出參與程度弱、層次低、效果差等特性。而利益集團和政黨的政治參與力度雖大,卻難以更廣泛地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

社會組織是社會各階層民眾依據相關法律規定自發組建的、相對獨立自治的,以開展公益活動、為社會提供服務為目標的非政治性、非宗教性、非營利性的組織。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有其獨特優勢:首先,社會組織的組建源于廣大民眾的自發自愿,組織的宗旨也是為廣大民眾服務,其政治參與能夠更廣泛地代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其次,社會組織具有組織性、規范化等特性,能夠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政治參與,對于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具有重要價值;再者,社會組織是政府與民眾溝通交流的橋梁,對于改善政府與民眾關系,增強民眾對政府的認同感有著重要作用。總而言之,在政治參與多樣化的當代格局中,社會組織逐漸成為政治參與的重要主體。

二、現代法團主義對于我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價值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組織經過數量上由少到多、結構上由簡單到復雜、運作上由散亂到規范、領域范圍由狹窄到寬泛的發展并迅速壯大起來。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程的推進,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而社會組織如何進行有序政治參與?應當采用何種發展模式?這些問題已被提到重要議程上來。

從國內外學界的研究來看,關于政治參與模式的討論主要集中于兩大觀點,即多元主義和法團主義。多元主義倡導社會的獨立自主,主張以社會與國家的抗衡來解決矛盾沖突。法團主義則主張通過“制度主義”來整合利益、調節沖突。在政治參與過程中,多元主義和法團主義雖然都強調國家與社會的參與互動,但是對于互動方式的主張卻各不相同。多元主義突出國家和社會的邊界性,以期通過制衡機制解決問題,所以并不適用于中國國情。而法團主義則關注政府與社會在協調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性甚至是主導性的作用,以期通過制度引導解決問題。并且,現代法團主義所倡導的包容性、社會性、參與性和民主性,正與我國由國家主義逐步走向公民社會、民主政治的目標相契合。法團主義雖然也是源自西方的理論,并非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但是對于我國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仍有較強的借鑒價值。正如威亞爾達所提到的,特別是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法團主義依然頗具吸引力,因為它是一種參與式的、民主的法團主義,它既可以適應變遷又可以保持相對穩定。[2]23-25

(一)現代法團主義與中國社會組織的漸進式發展相適應

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受到傳統思想與現代理念的雙重影響。一方面,政府在社會關系中占有主導地位,在支配、動員社會資源過程中仍然扮演主要角色。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力求獨立于政府,竭力爭取更多的自主權。這種矛盾將導致一系列失序狀況的產生,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因此,我國政府采取將部分公共權力逐步轉移給社會組織,使社會組織的獨立性、自主性漸進增長的發展模式來過渡這一矛盾。威亞爾達的現代法團主義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注重發展過程中變化性與連續性的統一,倡導穩步漸進的發展模式。通過與國家的合作、談判、協商、妥協等方式,各種社會利益群體逐漸被整合進國家的政治結構中,在這一漸進過程中,社會利益群體的權益得到保障與發展。因此,現代法團主義模式是與中國社會組織的漸進式發展相適應的。

(二)現代法團主義有利于促進中國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協同發展

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使社會多元利益格局逐步形成。而與此同時,政治民主化改革也使得政府的行政權力對社會經濟領域的控制日益弱化。在此過程中,社會組織的獨立自主性雖然不斷增強,但是卻難以達成組織間的有效利益聚合,往往因無法達成政治共識而產生分裂。現代法團主義反駁多元主義對于政府地位的忽視,主張政府需要實現社會利益群體間的和諧而非沖突。政府應當是社會利益群體的保障者與協調者,并對社會利益群體擁有一定的控制權。或者說,現代法團主義認為應當通過政府與社會利益群體的制度化協作,實現社會利益資源的合理整合,促進社會利益關系的和諧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特別強調,要“打造新時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由此可見,現代法團主義理念對于促進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協同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三)現代法團主義有利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思想的傳承

從發展歷程來看,現代法團主義主要淵源于歐洲天主教、民族主義和社會有機論的思想。而這三者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首先,中國傳統思想主張“和”的理念。如“君子和而不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者天下之大道也”等儒家思想,以及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五族共和”精神等。而現代法團主義也正借鑒了歐洲天主教的“愛你的鄰居如愛你自己”的博愛精神,主張萬物和諧以及個體之間的合作精神。其次,中華民族重視民族傳統文化,具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倡導為了民族利益而忍辱負重。這一點與現代法團主義理念所體現出的服從與犧牲精神不謀而合。再者,正如杜維明先生在論及中國傳統文化時所提到,“整個宇宙的所有組織部分都屬于一個有機整體,它們都作為參與者在一個自發地自我生成的生命過程中相互作用。”[5]24-30這與現代法團主義鼓勵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共同發展不謀而合,都是強調社會各部分間互惠與協作的社會有機論思想的體現。總之,現代法團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有著相通之處,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揚有著重要意義。

(四)現代法團主義有助于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目標的實現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政治穩定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秩序,自由就無法保障。當前我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社會結構的錯綜復雜、利益分化的日益凸顯、公民表達的愿望激增等都對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現代法團主義也非常重視制度的引導,指出社會整體結構必須在政府與社會利益群體之間建立制度化聯系,給社會利益群體以制度化的引導,使其利益表達規范有序,形成政府與社會力量的穩定與平衡。從這一點來看,現代法團主義所倡導的“制度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制度化”目標的實現具有助推作用。

三、現代法團主義視角下中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困境分析

由于我國社會組織起步較晚,加之體制、文化等多方因素的影響,使我國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還面臨著諸多困境。這些困境嚴重影響著政治參與的效率,是運用現代法團主義解決我國現實問題過程中的重點。

(一)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利益代表性較弱

社會組織作為政治參與的主體,其根本任務是能夠充分代表并表達組織利益。但是,當前我國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還難以做到這一點。我國社會組織產生的途徑主要有兩類。一類社會組織是由各級黨政機構創建或者是由相關機構轉變而來的,其組織負責人、資金來源、組織架構等均與政府有著相關性。這類社會組織因其自身利益與政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在政治參與過程中表達的往往是對政府利益的支持,而難以代表本組織的實際利益。另一類社會組織是民間自發產生的。這類社會組織雖然從其意愿上是希望代表組織自身利益的,但是由于受到雙重管理體制、運作資金缺乏、管理“行政化”、人才資源短缺等方面的影響,組織發育不夠成熟。加之政治參與過程中,組織代表者的自身素質參差不齊、政治參與行為不規范等問題,使這類社會組織最終難以充分表達自身利益,甚至會出現走極端的不良行為。在法團主義模式中,政府雖然占據主導地位,但其“主導性”并非意味著對社會組織利益的忽視,而是主張政府應當為社會組織的利益表達創造有利條件,并與其進行充分協商和談判。

(二)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合法性不足

政治參與的合法性是社會組織有效政治參與的基本保障。合法性不足成為我國社會組織進行政治參與的一大障礙。近些年來,社會組織的相關法規制度在不斷修訂完善,社會組織正在逐步走上健康發展之路。20145月,我國開始實行直接登記和雙重管理并存的社會組織管理制度。這一制度改革改變了過去雙重管理制度下,社會組織因長期受到束縛而導致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缺乏的局面,對于激發和釋放社會組織發展活力具有重大意義。但是,對于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相關問題卻仍然缺乏專門的規范性文件。現有的法律政策,雖有提及鼓勵公民及社會組織進行有序政治參與,但是對于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內涵界定、合法地位、渠道途徑、法律責任以及權利義務等方面均缺乏明確規定。有些法律政策也只是從某個角度,對某個特定領域內社會組織的運作規范等做出了相關規定,卻未提及政治參與的內容。現代法團主義特別強調政府與社會利益群體間協商整合的“制度化”,這也是現代法團主義模式運作的基本條件之一。當前我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合法性不足的根源正是“制度化”不足。

(三)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表達渠道不暢

社會組織作為獨立的政治參與主體必須要有暢通的利益表達渠道。而當前我國社會組織的利益表達渠道相對閉塞,常常出現“表達無門”的狀況。我國社會組織的利益表達渠道主要有四種形式。一是制度性渠道。參與者主要包括工會、共青團、文聯、殘聯、工商聯、婦聯等組織,也可稱作群團組織。這些組織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能夠通過規范的制度渠道參政議政。二是代表性渠道。參與者主要包括科協、文聯、學會等由政府職能轉移而成立的社會組織。這類組織一般缺乏獨立性,利益表達主要由其主管部門代為執行。三是功能性渠道。參與者主要包括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組織。這類組織憑借自身的社會影響力,主要通過借助新聞媒體等輿論力量來表達組織利益,進行政治參與。四是散亂性渠道。參與者主要指大量的“草根”組織。這類組織涵蓋了當前我國大多數社會組織,它們不具備前三類參與渠道的基本條件,利益也較為分散,所以在利益表達上呈現出散亂、發聲微弱、被關注度不足等特性。參與渠道的上述四種形式,前兩種形式具有一定的“官方性”或“半官方性”,利益表達難以代表組織的真正意圖。而后兩種形式,特別是第四種形式恰恰反映出許多在市場經濟中成長起來的社會組織缺乏政治參與渠道、無法暢通表達利益的局面。

(四)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均衡性缺失

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均衡性不僅是社會公平與正義的體現,也是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程度的衡量標準。當前我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均衡性缺失主要集中于三大問題:一是參與程度上的均衡性缺失。社會組織政治參與受不同組織類型參與渠道差異的影響使得參與程度參差不齊。有些社會組織參與渠道暢通,而有些則十分閉塞,這無形中是將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分成了不同層次、不同等級,其利益表達的公平公正性必然受到較大影響。二是服務群體的參與均衡性缺失。社會組織都有其特定的服務群體,作為政治參與需要確保各利益群體對于政治影響的均衡性。然而,當前我國社會組織的服務群體存在著嚴重問題:由精英人士組成的上層群體通過其便利資源能夠更多的進行政治參與并影響政府決策。而作為社會中下階層組成的中層群體,以及包括失業下崗人員、農民工、殘疾人、老年人以及婦女兒童等組成的弱勢群體,卻沒有可利用的便利資源,在政治參與過程中處于弱勢地位,嚴重影響利益表達。三是參與領域分布上的均衡性缺失。從民政部對于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的類別劃分標準看,登記領域多集中于經濟和科教文衛等社會類,沒有涉及政治類。當前我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領域也多集中于教育、環保、科技、衛生等社會類領域,而政治類參與領域則較少。各類社會群體利益訴求表達的包容性與代表性是現代法團主義運作的基本條件,而政治參與的均衡性缺失無疑成為一大障礙。

四、中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現代法團主義路徑

伴隨社會主義民主進程的推進,社會組織對于政治參與的自主性和代表性的要求也更為迫切。現代法團主義提供了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道路。正如迪克森提到的,中國雖然不是全面的法團主義體制,但是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法團主義要素,這些要素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和諧相處提供了基本準則。[6]35-37因為法團主義模式主張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基于共識和共同目標的,而不是基于對權力的零和博弈。[7]517-540當然,現代法團主義在面臨中國復雜的現實問題時必將面臨許多挑戰,這也正需要我們將現代法團主義與中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發展現狀密切結合。

(一)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打造政治參與的制度平臺

現代法團主義強調政府的主導性,而“主導性”指的是政府應當通過運用一定的控制權和協調力成為社會利益群體的保障者與協調者,為群體利益的充分表達創設條件。作為政府,應當從職能轉移、法律保障、制度構建等方面入手,充分發揮主導作用。首先,應當加速政府職能向社會組織的有效轉移。政府應當充分認識到,社會組織是公民的自發自愿組織,是能夠體現公民意愿、具有獨立性的組織。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是為了幫助政府更好的治理社會,而不是與政府爭權。政府應當將更多的社會職能轉移給社會組織,促進社會組織獨立、自由的發展。比如通過完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等相關機制,使更多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8]251-254同時,還應當鼓勵社會組織進行政治參與,承擔更多的諸如加強社會保障、維護弱勢群體利益、參與環境保護等涉及民眾利益的政治職能。其次,應當從法律上保障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合法性。法律保障是社會組織有序政治參與的基礎和前提。應當針對我國相關法律的空白與模糊之處,對于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相關法律體系進行修改、調整與增補。加強對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知情權、咨詢權、表達權、質詢權等權利的保障。另外,從當前我國已有法律制度來看,實體性規范較多,而程序性規范非常少。缺乏程序性規范的權利往往只是停留于原則和口號的層面,難以真正貫徹實施。所以,還應當加強程序性規范的制定,確保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權利有效落實。再者,應當加強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目前,我國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制度渠道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聽證會制度等。這些制度由于對政治參與的社會組織在類型、數量等方面的限制,實際發揮的作用還較小。因此,一方面應當拓寬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數量與類型,使政治參與不僅僅停留在群團組織和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大型社會組織層面,而是涉及所有類型的社會組織。另一方面還應當積極創設更多政治參與形式,形成社會組織的全面政治參與機制。如在各級政協組織增設社會組織界別,以更好地發揮社會組織在協調利益關系、反映民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這一做法近年來在廣東省等一些省市的政協組織進行了嘗試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是值得借鑒推廣的。

(二)加強群團組織協調功能,增進政府與社會間的良性互動

現代法團主義是一種功能性的利益代表和協調體系。它通過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協作整合,使社會利益群體能夠和平有序的完成利益訴求表達,達到整合社會利益、調節社會沖突的目的。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我國社會組織重要組成部分的群團組織發揮著強大的協調作用,應當特別重視群團組織的這一特殊優勢。其一,應當認識到群團組織的優勢特點。工會、共青團、婦聯、文聯、殘聯、工商聯等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群團組織。這些群團組織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它們通過“自上而下”的信息傳送,動員各個組織圍繞國家利益開展活動;通過“自下而上”的信息傳送,表達各組織的權利要求與利益訴求。并且,群團組織是依照“傘狀”結構的層級式組織原則建構的,在全國各地有著成千上萬的附屬組織,擁有大量組織成員。這種建構模式為政府與群團組織間建立制度化的溝通提供了有利條件。群團組織的功能特征和其“制度化”優勢為現代法團主義提供了良好的運行基礎。其二,應當注重發揮群團組織的協調功能。201577日,中共中央召開黨的群團工作會議,這在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中特別指出,群團組織特別是人民團體是廣大群眾依法、有序、廣泛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的重要渠道。應當拓寬群團組織參與政治協商的渠道,支持群團組織在縣、鄉人大代表換屆選舉中提名推薦候選人,加強對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政策的研究以提升參政議政水平。[9]這表明了黨和政府對群團組織重要作用的重視。群團組織不僅應當圍繞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做好“公轉”,也要圍繞廣大人民群眾做好“自轉”,成為政府與社會的利益協調者。

(三)拓寬社會組織政治參與渠道,提高政治參與能力

現代法團主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集中、傳遞、協商社會群體的多元利益,以及如何以各方同意的方式整合到政府體系之中,以確保國家與社會的協調發展。顯然,社會利益訴求能否充分表達是現代法團主義運作的前提條件。在影響我國社會組織利益訴求表達的諸多因素中,政治參與渠道的單一化是其中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一方面,應當拓寬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非制度化渠道。我國社會組織的多樣化發展特征顯著,政治參與的渠道也應不拘一格。除了從社會組織政治參與的種類、數量及形式等方面拓展制度化政治參與渠道外,還應當不斷拓展非制度化參與渠道。非制度化渠道如民意測試、社會調查、論壇討論、輿論傳導等形式,因其較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更方便廣大“草根”組織進行政治參與。當然,政府在此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政府需要積極引導和支持社會組織政治參與,并與社會組織開展平等的對話與協商,使社會組織在非制度化政治參與過程中能夠充分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另外,具有相同或相似目標與價值觀的社會組織之間,可以通過論壇討論、座談會議等形式組成聯盟組織,經常性的就某些關注的議題進行交流溝通,以期整合組織間的利益訴求,提高社會組織政治參與能力。另一方面,應當逐步完善社會組織的網絡政治參與渠道。網絡政治參與作為利用網絡科技進行政治參與的新興渠道,對于公民民主意識的提升、公民政治參與意愿的激勵、民主監督進程的推進、公共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等方面有著重要的助推作用。完善社會組織網絡政治參與渠道主要在于兩點:一是政府應當加強對網絡政治參與秩序化和規范化的管理。各級政府在網站設計時應當根據社會組織的實際狀況,設立細化窗口,以滿足各類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需求。我國不少地區的政府網站都設立了如民意直通車等欄目,但是相較而言,還較為籠統,應當增設社會組織的專門性窗口。與此同時,政府還應當加強對于網站的監督管理以及信息反饋。二是作為社會組織,應當積極利用各種網絡渠道進行政治參與。除各類政府網站外,還可以建立社會組織自己的專門性網站。利用網站定期發表和更新信息,積極表達利益訴求。同時,也可以通過各種新聞媒體的網站或論壇,就相互關注的議題展開討論、尋求共識。

(四)實現社會組織均衡發展,增強利益表達的代表性

社會群體的利益表達具有普遍代表性,這是現代法團主義運作的必要條件。利益表達的代表性缺失,不僅影響政治參與的效率,而且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等社會沖突,給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影響。要解決我國社會組織的政治參與均衡性缺乏問題,除了拓寬政治參與渠道外,政府對社會組織的均衡發展進行合理規劃和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缺的。其一,各級政府應當對所管轄區內的社會組織進行整體布局規劃。伴隨社會和經濟領域改革的持續深化,政府應當繼續鼓勵社會組織在社會和經濟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充分發揮其在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的正能量。在此過程中特別重視四個方面:一是重視行業協會和商會等類型的社會組織在經濟領域中的作用;二是重視基金會、環境保護、慈善救助等公益類社會組織在公益服務中的作用;三是重視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領域的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的作用;四是重視權益保護類型社會組織在公益維權、權益保護等方面的作用。其二,政府應當大力支持為弱勢群體服務的社會組織。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弱勢群體的規模不斷擴大,為弱勢群體服務的社會組織對于保護弱勢群體權益,促進弱勢群體自身發展起著重要作用。而這類社會組織往往因缺乏政策支持、資金來源、經驗和能力等因素,發展比較滯后。在政治參與過程中也因“位低言輕”而難以充分表達自身利益訴求。作為政府,應當通過降低準入門檻、制定優惠政策、加大資金扶持、提供技術支持等途徑為這類社會組織提供更多的引導和支持。同時,在各種政治參與渠道中,也應當為這類社會組織提供更多的利益訴求表達機會,對其利益訴求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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