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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與重塑:鄉村振興中的鄉賢參與

作者:吳曉燕 趙普兵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理論探討》2019年第4期,第158—164頁  發布時間:2019-08-11  瀏覽次數: 496

【摘 要】鄉村振興關鍵在人才的振興,能否發揮鄉賢在鄉村振興中的向上作用事關鄉村社會的重建和發展。歷史上,鄉紳為皇權向基層社會延伸的權力載體,在國家與鄉村之間扮演“中間人”的角色,皇權通過鄉紳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治理,達到了“家天下”的愿景。鄉賢文化曾根植于鄉村社會,但由于歷史的原因,鄉賢一度退出農村社會舞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以史為鑒,鄉賢作為鄉土社會的成功人士,是鄉村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理應被納入鄉村建設所需的人才范疇。新鄉賢傳承了“鄉紳治村”的傳統,在主體范圍、資格獲取方式、發揮作用方式等方面對傳統鄉紳進行了傳承與重塑,鄉村振興中鼓勵鄉賢返鄉對推動農村產業轉型與升級、建設文明鄉風和實現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義,但鄉賢參與鄉村振興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從地方實際出發進行引導和規制,以實現他們的有效參與。

關鍵詞鄉紳;新鄉賢;鄉村振興;重塑


傳統社會時期,鄉村的發展與國家建設規劃近乎“零相關”,鄉民生活狀況如何國家無力深度觀照,鄉村社會治理如何國家難以插手。正如“三民主義”倡導者孫中山先生所提到的,“人民對于皇帝只有一個關系,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會去理會他們別的事”[1]。盡管如此,鄉村社會發展依舊在井然有序的狀態中推進,鄉紳作為那個時代的鄉賢,是推動傳統鄉村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新時代鄉村振興的背景下,新鄉賢被推上了鄉村建設的歷史舞臺,作為傳統鄉紳的新時代承繼者,新鄉賢是愿意為鄉村發展出錢出力、出謀劃策的社會賢達,引導他們有序參與鄉村振興將是鄉村重建戰略順利推進的重要保障。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規劃了“鄉村振興”的宏偉藍圖,鄉村振興關鍵在于人才的振興,面對產業單一或落后、資本不足、人才流失的農村社會,如何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的向上作用,是值得討論并加以實踐的重要現實命題。

一、歷史上的鄉紳與鄉村社會發展

1949年以前,由于農業財政的制約、地域的廣袤和交通的不便等原因,廣大鄉村地區國家“鞭長莫及”,縣以下為國家權力的“真空地帶”。在國家“不在場”的狀態下,傳統鄉紳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鄉紳是彼時的鄉賢群體,為傳統時期的鄉村“精英”,主要包括讀書人、告老還鄉的政府官員、教書先生,以及其他在地方上有錢、有影響力的富紳[2]。鄉紳的存在構造了國家權力與鄉村社會關系的緩沖地帶,國家政權通過“鄉紳”作用于鄉村社會,依賴鄉紳維護鄉村社會的秩序和穩定;同時鄉紳在一定程度上也向上反映鄉民“心聲”。鄉紳通過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在鄉村社會建設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鄉紳“權力”:在維持鄉村秩序中實現

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農村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即便是自給自足的村民仍免不了要與他人發生交往或交易關系,進而形成一定的秩序。傳統鄉村社會中,鄉民缺乏法律意識,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偷盜、強占、欺行霸市以及強買強賣等糾紛的觀念。這種情況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一是受經濟條件制約,“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傳統時期打官司,不論是請狀師寫狀子,還是到衙門請官員判決,都需要一定的金錢做后盾,而那時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處于“捉襟見肘”狀態,為填飽肚皮而苦苦掙扎,自然無多余的錢財用于訴訟。二是在廣大農村地區,農民世代為農,他們中的大多數一直生活在鄉村社會,深信“無門別告狀,越告越遭殃”。在多數膽小怕事的農民看來,沒有關系、門道,官司是不可能贏的。三是受前述“無訟”觀念的影響。在多數農民看來,“一場官司三輩仇,贏了貓兒丟了牛”,打官司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加深雙方的矛盾,同時訴訟會被周圍村民當作“笑料”,所以打官司是非常“劃不來”的。

“民間官司民間斷”的觀念深深鐫刻在農民的骨子里,當遇到糾紛、爭端的時候,他們傾向于尋找“鄉紳”幫忙調解。正如張仲禮所指出的:“由于中華帝國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法律專業人才,紳士便發揮了這方面的作用”[3]46。首先,這是一種成本相對低廉的調解方式,邀請鄉紳調解不用支付報酬,最多買點煙、餅子,請鄉紳以及其他中間人開“茶會”或“吃講茶”,糾紛得以化解;其次,調解方式比較簡單,糾紛雙方不用寫狀子,只需要向鄉紳口頭陳述事情的大致原委即可;最后,請鄉紳比較便捷,當周圍民眾有需求的時候,鄉紳會積極提供幫助,請鄉紳的人不需要與鄉紳有特殊關系。“事小中人大”,鄉紳依靠他們自身的威望,用禮俗、鄉規民約、傳統道德觀念進行糾紛調解,而對那些實在調解不了的糾紛,例如,放火、投毒等比較重大的案子,鄉紳會將案子轉交給當地官府。在調解各種矛盾和沖突的過程中,鄉紳實際上充當了地方上評判是非的權威,把控著地方社會的秩序,在一定意義上行使著國家權力對地方社會的管理職能。正是在這種地方社會的秩序建構中,體現了鄉紳的權力。

(二)鄉紳“聲望”:從提供公共物品中獲得

傳統社會時期,“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無為”不僅指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的“滲透”不夠,也指國家對鄉村社會建設的“投入”不夠。正如吉登斯所分析的,“即便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國家也極少‘干預’經濟生活,絕大多數農民是在獨立于政治中心所發生的一切這種狀態下從事勞作的”[4]。農業財政的有限剩余,在豢養了龐大的皇親國戚和官僚集團后,無力為鄉村社會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支持,甚至有時連基本的濟困救助也難以維持。與此同時,絕大多數農民受制于自身經濟條件、學識和眼界,對村莊建設既缺能力,也無實力。但作為傳統社會生產和生活共同體的村莊社區,其運行必須要有一定的公共產品,比如,修路架橋、設祠堂、打水井、建學校,以及社區安全的維護和必要的救濟等,這些公共產品的生產或提供自然就落在了地方鄉紳身上。鄉紳不僅出面組織和籌劃,而且往往提供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財力支持。“熱心公益”是成為鄉紳的一個必要條件,誠如亞當·斯密描述的,“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們關心別人的命運”[5]。“在地方上,當地的小紳士,以及有時也可能出現的大紳士,他們左右著眾多的事情。他們共同主管各種公共事務,如修橋梁,設津渡,建圍墻和寺廟,籌措學校和書院的費用,發起和印刷地方志,參與地方的祭祀和祭孔活動”[6]13。地方鄉紳的能力、財力、意愿使得他們成為社區公共產品生產的組織者或直接提供者。

美國學者切斯特·巴納德提出的“組織均衡理論”認為,組織中的每個成員都是以滿足個人目標最大化的原則進行行為選擇,當“犧牲”小于“誘因”的時候,個人的行為意愿就強烈(1)。亨廷頓指出:“對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物質讓步滋長不滿情緒和負罪感,而對農民的物質讓步則帶來滿足感”[7],鄉紳通過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提供村莊公共產品,滿足了鄉民一定的需要,在這個“互贏”的過程中獲得了聲望。

(三)鄉紳“地位”:從維護民眾利益中贏得

傳統專制集權時期,地方官員來自皇權自上而下的任命,但官員對屬地的治理離不開鄉紳的支持。于是新的地方官員上任,往往要拜訪當地鄉紳,“他們(鄉紳)構成了地方官吏和官府統治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官府是不能所有作為的”[6]13。對地方民情的熟悉、對民風的影響和對鄉民的約束使得地方官員不得不仰仗鄉紳來施政,地方官府出臺政策往往還要征詢鄉紳的意見。與此同時,鄉紳雖然是地方社會有威望的人物,但熟人社會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他們的行為。徐勇教授曾指出,生活于鄉土地域的富人在某種程度上害怕窮人,因此需要以修橋補路、幫貧濟困等行善積德的方式獲得社會名望,緩解貧富矛盾,血緣、親緣、地緣的聯系影響著他們的行為選擇。“鄉土社會是靠親密和長期的共同生活來配合個人的相互行為,社會的聯系是長成的,是熟習的,到某種程度使人感覺到是自動的”[8]44。鄉紳是鄉村共同體的成員,而“團體格局的社會里,在同一團體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8]35。這就決定了他們在與地方官員的牽連中,雖然不乏從自身利益角度考慮影響政策的情況,但其參與村莊利益分享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讓鄉紳成為了村莊共同體利益的保護人,以至于“一旦村落利益與國家利益存在沖突的時候,他們可以借助其身份,在村民和國家之間充當橋梁,站在村民立場與國家討價還價”[9],正因為如此,他們在鄉民中贏得地位和影響,成為官府和老百姓都依賴的人物。

在歷史上,鄉紳為皇權向基層社會延伸的權力載體,皇權通過鄉紳實現對鄉土社會的治理,達到了“家天下”的愿景。鄉紳在維護傳統鄉村社會秩序、滿足鄉民最基本的公共產品需求以及維護鄉民利益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說正是由于鄉紳的存在,傳統鄉村社會才得以維系。但是,“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隨之而來的帝國統治的崩潰,摧毀了儒生——紳士階級的官僚堡壘,向新的競爭者開放了政治精英的職位,并在地方一級瓦解了紳士的權力和地位”[10]。鄉紳作為一個階層逐漸消失,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具有一定的傳承性。實際上在中華民國時期,鄉紳在農村社會依然扮演著“保護”或“贏利”經紀的角色,延續著對鄉土社會的影響。直到土地革命的到來,傳統鄉紳被徹底改造,退出了歷史舞臺。

二、傳承與重塑:新時代的新鄉賢

“鄉賢”一詞肇始于東漢,是國家對有所成就的官員,或者為社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在社會上具有崇高威望的社會賢達去世之后賜予他們的榮譽稱號。其品德、才學為鄉人所推崇敬重。盡管經歷革命的洗禮,鄉賢作為一個群體曾退出鄉村社會,但鄉賢文化作為我國優秀儒家傳統文化的表現形式,深植于鄉村社會土壤。在我國,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隨著國家重建鄉村社會戰略的提出,挖掘并重視新鄉賢這類鄉村社會建設人才、承繼鄉村建設的優秀傳統就顯得十分重要。

(一)新鄉賢的“登臺”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鄉紳、鄉情、鄉愁、鄉音等形成的鄉賢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優秀內容,是教化鄉民、型構鄉序、涵育鄉風和塑造鄉魂的重要精神力量。面對新時代鄉村振興的重大部署,重新喚起了人們對鄉賢文化的記憶,思索新時代背景下鄉賢的回歸,于是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以及2017年的“中央1號文件”都將培育“新鄉賢”寫入其中。那么,誰能成為新時代的新鄉賢?對于何謂“新鄉賢”,不論是政府層面還是學界都未能給出一個確切的定義,談及新鄉賢時,更多采取的是列舉的方式。201712月,廣東召開的第十三屆中國農村發展論壇把“新鄉賢與新農村發展新動能”確定為論壇的主題,并把“新鄉賢”定義為“心系鄉土、有公益心的社會賢達,一般包括鄉鎮經濟能人、社會名流和文化名人,財富、權力、聲望是其外在表現形式,公益性是其精神內心”。此定義與傳統鄉賢“是中國各地本鄉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而深被本地民眾所尊重的賢人”的內涵一脈相承,也是本文采用的鄉賢定義。可見,成為新鄉賢應具備如下要素:其一,個人能力強,且有一定社會影響,為此才能發揮引領作用;其二,擁有資源或資本,具備回饋鄉村的物質或經濟基礎,此乃新鄉賢的主要特質;其三,有公益心,愿意為公眾事務付出,具有一定的奉獻精神;其四,有良好的個人品性和道德聲譽,能起到行為示范作用。

在傳統社會時期,人們的價值取向是鄉村本位的,在外做官的人,年老之時大多選擇“告老還鄉”或“落葉歸根,回歸故里”,回家之后依舊能夠為桑梓出力,為家鄉建設出謀劃策,這部分人是鄉紳的主力,即傳統社會的鄉賢(鄉紳)是生活在鄉村社會的一個階層。隨著現代化、城鎮化的推進,人們的價值取向轉向了城市本位,農村的青壯年不斷流入城市,為此新時代的鄉賢范圍需要打破地域界限,具體而言,以下三類群體都可歸為新鄉賢的范疇:一是在地鄉賢,指生活在鄉村的各類能人、賢達,包括企業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種養殖能手,退休返鄉的干部、教師等。正如中宣部部長劉奇葆指出的:“從現實情況看,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為‘新鄉賢’的主體。”[11]二是外地鄉賢,指那些非本鄉本土人士,即外來但居于本地的人士,他們可能是經濟能人、社會名流、政界精英或文化名人,熱心鄉村建設,有良好聲望和社會影響,愿意為鄉村建設出錢出力或牽線搭橋。三是在外鄉賢,指那些出生或成長在本地,或祖籍是本地但長期不生活在本地的能人,包括企業名流、黨政干部、高校教師、科技精英、技術能人等,他們因鄉情、鄉緒等愿意為家鄉建設提供資源、尋找項目或貢獻智慧。即是說,新鄉賢不受地域、職業、身份的限制,就像一些學者所指出的,“不必強調一定要出生于當地,而應該強調對當地所作的實質性的貢獻,從其道德行為的后果加以判斷”[12]

(二)新鄉賢對傳統鄉紳的繼承與重塑

新鄉賢的出現源于鄉村建設的需要,是對鄉賢文化的一種傳承,但因時代的變化,新鄉賢對傳統鄉紳有繼承,也有重塑。

第一,主體范圍的繼承與重塑。傳統時期的鄉賢指有學識、有功名、有聲望的人。集權專制時期,儒家思想是統治階級推崇的意識形態,孔子追尋“禮樂政治”,相信“禮治”是具有永恒價值的秩序安排。這種秩序安排之下,“學而優則仕”,任職選“賢”與“能”,《禮記·禮運》中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孔子提出“本立而道生”,鼓勵儒生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以此對社會、他人產生積極影響。“賢能”之士告老還鄉之后大多成為鄉賢。明代在確定鄉賢時不僅會考慮功德,是否為官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除了財富和德性,功名、地位也成為傳統鄉紳的重要特質。

新鄉賢的范圍更廣,包括那些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取得一定成就、有志于服務農村社會發展的精英群體,他們不一定有很高的學識和地位,但有能力、有資源、有威望和公益心,得到了社會的肯定和民眾的認同,能為當地鄉民所接受。

第二,資格獲取方式的繼承與重塑。傳統社會時期,成為鄉紳的財富、地位、聲望源于鄉紳的家族,“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徭戍。以十月賜酒肉……”(2)。由此可以看出,在漢代,以教化鄉民為主要職責的“三老”來自官方的首肯。到明清時代,鄉賢先由地方推舉,但要經過政府批準之后才能進入鄉賢祠。比如,明朝弘治時期對入鄉賢祠有規定:“禮部奏覆直隸提學御史陳子貞題,郡邑學……景行之思,第昔掌握于上之采訪……今后,依提學御史所請,凡祀鄉賢、名宦,專屬提學官定奪,別衙門不得越俎。”[13]到了北洋政府時期,鄉賢的產生是由政府直接指定。

新鄉賢的產生不需要正式的官方授予或批準,因為有能力、有資源、有德性、有意愿致力于鄉村社會發展的賢能之人都有機會被稱為新鄉賢。在廣東的多數村落都成立了“鄉賢理事會”,只要是從村落出去、在外取得一定成就、積極參與村莊事務的人,都會被邀請加入村莊的鄉賢理事會。除此之外,宗族長輩、老黨員及村落退休公職人員等也是鄉賢理事會的成員,成員資格獲得并不需要征得政府同意或許可,由村民舉薦即可。比如,在廣東云浮,鄉賢理事會成員由自然村推薦提名,經過村(社區)黨支部審核,然后在自然村公示,公示無異議即成為鄉賢理事會成員,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等職位由全體理事會成員選舉產生。江蘇泗陽的鄉賢通過“普查、評選、公示”等三個環節產生,在“普查”環節要廣泛邀請社會力量參與鄉賢舉薦,隨后由相關文史專家、退休老干部等進行評選,評選出來的人員在鄉賢的家鄉進行公示,條件不合格的將被取消鄉賢資格。

新鄉賢的產生雖然不需要經過正式的官方批準或認可程序,但隨著鄉村建設對人才的渴求,許多地方政府開始挖掘、培育鄉賢,四處聯絡從本鄉本土走出去的各界賢達,舉辦各種形式的鄉賢大會,利用他們對鄉土的感情回饋鄉民,參與家鄉建設。比如,浙江金華金東區在開展“天南地北金東人”采訪活動的基礎上,舉辦了盛大的“2018鄉賢大會”,天南地北的金東人歡聚一堂,共敘鄉情,共謀金東發展。不僅如此,浙江金華的一些鄉村還舉辦各種形式的“鄉賢夜話”沙龍、茶會等活動,邀請鄉賢與父母官、村官、學者“夜半議鄉村振興”。可見,不需政府批準的新鄉賢背后越來越離不開政府的介入和推動。

第三,發揮作用方式的繼承與重塑。傳統社會的鄉紳雖然并不像官員那樣擁有欽命的權力,卻擁有基層社會賦予的“天然”權威。在封閉和分化不足的熟人社會,他們依憑傳統禮教、鄉規民約、儒家禮俗和一定的強力懲戒等教化鄉民,涵育鄉風,成為鄉村社會輿論的主導者、地方秩序的掌控者,比如明清時期地方治理完全由鄉紳集團掌控。當然,一些鄉紳作為儒家文化的代表者,他們躬行禮教,率先垂范,規約鄉民,延續著鄉土文化和維護著鄉村的穩定。

面對流動、分化、空心化的鄉村,新鄉賢登臺的背景一方面是鄉村建設急需人才,城鎮化過程中鄉土人才大量流失,即“如今的鄉村再也無法像過去的鄉村那樣,實現人才從留出到流入的良性循環,而主要充當了人才凈留出地的角色”[2],鄉村人才振興迫不及待;另一方面,鄉賢文化并沒有因鄉賢的一度退出而消失殆盡,而是深藏于人們的鄉土記憶中。于是,吸納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謀劃便應運而生。新鄉賢發揮作用的方式既有對傳統的承繼,也有應時代需要的轉型。其一,傳統文化中的孝老、誠信、仁德、公允、公益心等仍是新鄉賢個人品性的重要內容,也是新鄉賢參與鄉村建設需要秉持的重要價值理念;其二,新鄉賢的行為示范、引領帶動也不可缺少,因為新鄉賢的個人品德得到鄉民的認同和接納是其發揮作用的保障;其三,因發展產業、帶動鄉民致富奔小康的需要,新鄉賢的經濟能力和引入資源能力成為其重要特質,帶動村莊經濟發展成為新鄉賢發揮作用的重要方式,這是比傳統社會鄉紳要求更高的一種影響力;其四,新鄉賢的個人“權威”需要與現代法治相融合,要變傳統社會的人治為依法治理,實現德治與法治的融合。

三、回歸與助力: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并首次提出鄉村振興的宏大愿景,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而鄉村振興關鍵在人才的振興,為此,要廣泛吸納多種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建設。新鄉賢是城鎮化背景下鄉村建設的重要力量,喚起他們的鄉情,充分利用他們的資源、能力、熱情和公益心澤被鄉里、反哺桑梓,不失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舉措。新鄉賢參與鄉村建設,可以從以下方面助力鄉村振興。

首先,有利于推進農村產業轉型、升級。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目標之一,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傳統農業的弱勢地位已經不能讓農民致富,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注入新的生產要素,引入新的組織載體和農業經濟組織形式。根據羅茲曼的觀點,現代化“指的是從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會,走向重利用科學和技術的都市化和工業化社會的這樣一種巨大轉變”[14],農業、農村要實現現代化,就要進行產業的轉型、升級。于是,資本下鄉、技術下鄉、現代農業的發展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成為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內容。新鄉賢中有不少是經濟能人、企業家,也有一些種養殖能手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他們或者有資本,或者有技術,或者善管理,或者懂市場,他們進入鄉村,給鄉村社會注入資源,引入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發展合作經營或公司+農戶、公司+基地+農戶等新型農業組織形式,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農產品價值,增強農民的議價能力和抗風險的能力,在實現農村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增加農民的收益。當然,防止資本、技術等現代生產要素對農村長遠規劃、農村生態環境以及農民家庭利益的侵蝕,也是鄉村振興中必須要高度重視的問題。

其次,有助于促進文明鄉風建設。城市化對鄉村社會而言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給傳統的鄉村帶來了現代文明的種子,讓千百年來亙古不變的鄉村感受到現代文明的氣息,讓鄉民能夠跨出封閉的世界,有機會去實現更大的人生價值;但另一方面,與現代化相伴隨的市場化、自利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淳樸的鄉風,破壞了鄉土社會守望相助、患難相恤的價值體系,對小家庭和個人利益的無限追逐讓傳統的孝道、誠信、友善、互助等優良品性不斷喪失,而現代的規則、權利與責任、法治意識等尚未完全建立。于是,一些鄉村地區道德滑坡,陳規陋習復燃,甚至黃賭毒蔓延,已經危及鄉民的生存和鄉村社會的穩定。由于傳統社會的“鄉村士人在朝便為官,告老還鄉便為紳,他們既是鄉村文明的承載者,也是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交融的載體”[15],承繼了傳統鄉紳身份的新鄉賢可以成為鄉村文化重建的主體之一。劉奇葆在2014年召開的“全國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作經驗交流會”上曾指出,“鄉賢文化根植鄉土、貼近性強,蘊含著見賢思齊、崇德向善的力量”[16]。因此,地方政府有意識地發現、培育新鄉賢,有助于喚起人們對淳樸鄉風的美好記憶,效仿賢達之人的言行,促進文明鄉風的形成。

再次,助推鄉村社會達致治理有效。在城鎮化過程中,不少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因人口的流失,村民自治缺少主體,也缺乏內容而流于形式。留在村莊的人無力、無心參與公共事務,村莊公共產品嚴重匱乏。這樣的村莊一部分走向村干部自治,甚至出現“村霸”,村民利益難以得到保證,村莊完全談不上發展;要么走向無人治理,淪為空殼村,直至完全凋敝。如何讓仍需要生活在農村的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為他們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是現代國家的職責,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隨著國家對農村投入的增加和對鄉村社會建設的重視,越來越多的資源將輸入鄉村,那么如何保障這些資源的合理和有效配置,如何實現這些資源的公平分配就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比如,貧困戶、特困戶、低保戶的精確識別、各種補貼款項的分配、以及土地征占等村莊事務,需要有人組織、參與和監督。在村莊人口大量外流的情況下,一些與村莊沒有直接利益牽扯的新鄉賢(退休返鄉的公職人員、教師等)因其立場的中立,可以擔任這類事務的中間人,化解鄉村治理的難題。

與此同時,隨著鄉村重建的推進,農村社會的利益主體將不斷增多,進而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如土地流轉問題、留守人員的安置問題、房屋拆遷補償、環境治理問題等,能否解決好這些問題關系農村治理的效果。一些地區通過成立“鄉賢理事會”“鄉賢工作會”等組織,讓鄉賢參與村莊事務并對村兩委工作進行監督,是一種依靠內生型權威對村莊事務進行管理的可行路徑。“國家的意志必須通過健全完善的鄉村基層組織的權威力量得以實現,傳統鄉村社會的鄉賢治理模式無疑具有內生權威的特征”[17]。讓鄉賢參與鄉村治理,可以有效地提高村莊重大事項的決策效率和村兩委的執行力度,破解村莊治理主體缺乏的難題,讓基層民主得以實質運轉。

鄉村振興離不開人才,“人才是第一生產力”。新鄉賢的培育和成長,有助于帶動資源返鄉、智力返鄉、關系返鄉、技術返鄉以及文化返鄉,以新鄉賢為載體凝聚鄉村振興的各方力量,激發鄉村振興的強大動力,由此推動鄉村再造。

四、引導與規制:鄉村振興中新鄉賢的有效參與

鄉賢作為鄉村振興的參與主體之一,因其擁有較多的資源、較強的能力以及與政府較為密切的聯系,是一個社會資本較為豐富的群體,鄉村振興需要他們的深度參與,但同時也要對他們的行為予以引導和規制,以免他們成為鄉村社會的特殊群體或強勢群體,進而損害鄉民的利益,違背吸納他們參與鄉村建設的初衷。為保障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有效性,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對鄉賢進行引導。

(一)完善對鄉賢反哺桑梓的激勵方式

理論上看,鼓勵鄉賢參與鄉村建設,既有利于鄉村建設獲得多種資源和多方力量,也有利于鄉賢提升其名望和社會影響力,實現其對家鄉的回饋之情。隨著城市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參與鄉村建設的動力和意愿會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一是日漸淡漠的“鄉愁”。城鎮化讓一些鄉村成為現代化的“棄兒”,日漸邊緣和荒蕪,人們紛紛向往和奔向城市,離鄉的人是“離土又離心”,不論在外經商、打工,還是從政,已有相當部分的離鄉人群不愿回鄉,“鄉愁”“鄉情”“鄉音”已無法喚起他們內心對鄉村的眷戀,自然難以形成反哺桑梓的自覺。二是快節奏、高頻率的城市生活擠占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作為成功人士,鄉賢更是“惜時如命”,需要將有限的時間用于財富的增值,不希望被其他事務分散精力,對帶有公益性的投資興趣不大,“對承擔鄉村公共事務管理沒有興趣”[18]。三是市場經濟強化了人的自利意識,鄉賢擔心對家鄉建設投入的回報太低,而鄉民對外來力量和資本也抱有一定的戒心,認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彼此的自利心態可能使鄉村建設陷入“囚徒困境”,難以持續下去。

新鄉賢參與鄉村建設不能僅靠熱情和對家鄉的感情,需要有相應的制度機制以保障其參與的規范和可持續,只有實現參與主體的多贏,方能保證鄉村建設的持續健康發展。為此,需要完善激勵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方式。

首先離不開經濟上的激勵。人都是趨利的,馬克思說過,“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一方面要為新鄉賢中的經濟能人投資鄉村建設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完善的服務,例如,簡化土地承包手續,為土地整理和集中使用提供中介服務和糾紛調解,為資本在鄉村創辦企業開辟綠色通道和給予稅收優惠等;另一方面要尊重市場規律和商業規則,容忍投資者應有的盈利空間,否則這種投入就不可持續。其次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激勵。政府可以讓鄉賢獲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譽,給他們一定的頭銜,授予他們各種榮譽稱號,宣傳報道鄉賢的優秀事跡等。實踐中有的村莊設立有鄉賢長廊,甚至建有新的鄉賢祠,對鄉賢造福梓里、樂善好施的善舉進行宣傳展示,以鄉賢的名字命名建筑物、學校名稱等,讓這種扎根家鄉的母土文化得以傳承,激發鄉賢參與鄉村建設的內在需求和持續動力。

(二)完善鄉賢參與治理的方式

有學者認為,我國傳統時期鄉村社會的治理模式是“官督紳辦”,鄉紳是鄉村治理的中堅力量,“中華帝國的紳士是一個獨特的社會集團,具有公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特權以及各種權力”[3]46。與鄉紳不同,新鄉賢多數不是有本地戶口和土地的村民,并非法律授予的治理主體。相對于村民而言,他們是與村莊有淵源的外來者,其角色類似于志愿服務者,法律、政府并未授予他們任何權力,理論上他們可以為村莊事務提建議、輔助村兩委管理村莊事務,但不能凌駕于村兩委之上。因為我國當下鄉村社會的治理結構是“鄉政村治”,村莊體制內的治理形式是村民自治。但由于人才的外流,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陷入“無人來治”“無事可治”的窘境,因鄉村建設任務的出臺和新鄉賢的出現,社區的公共資源、公共事務隨之增加,新鄉賢如何參與村莊的治理,需要搭建相應的參與平臺,實現村民自治與鄉賢參與的有機銜接。

實踐中,一些地方采取了“村兩委+鄉賢”或成立“鄉賢理事會”等形式,對于村莊建設,鄉賢可以參與公共議題設置和討論,為社區公共事務建言獻策,或監督村兩委的工作,但不能越俎代庖或包辦代替,不能左右村民的意見。比如,鄉賢利用其聲望和中立的身份,參與村民間糾紛的調解、資源的分配、村莊環境的整治以及監督村莊的財務等,但鄉賢的行為要符合村民自治法律的規定和鄉規民約的要求,要在村民自治的大框架下參與村莊事務治理。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德治首先表現為以德化民,同時又以道德感化一方不良之風俗,以崇德明禮、鄉風文明為善治提供有力支撐。而歷史上鄉賢的嘉言懿行流行于民間,鄉賢文化本身蘊含的道德教化、行為示范、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和鄉賢身上承載的文化道德力量,正是重建鄉村價值的原動力,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為此,培育鄉賢和傳承鄉賢文化,搭建鄉賢參與的平臺,吸納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有助于讓自治落到實處,使現代法治理念“入鄉隨俗”并落地生根,實現“三治”融合。

(三)預防“劣紳”產生

杜贊奇指出,民國時期的國家權力在下沉過程中,遭遇鄉村社會文化權力網絡的阻滯,傳統的鄉紳變質或被“劣紳”取代,劣紳因盤剝鄉民,不僅喪失鄉紳原有的美譽,而且危及鄉村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安危。“頃聞人言各村董事人等,無論紳農學商,莫不藉執村事從中漁利,且往往霸公產為己產,肥己身家。村民多陋劣,敢怒不敢言”[19]336。劣紳的存在,“各縣之官對待村長照舊庇護,不加嚴懲,則必大失民心,而于國家之安危大有關系也。此為當時之大弊政”[19]469。培育新鄉賢是當下鄉村振興之需,要在充分發揮新鄉賢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防止他們成為鄉村社會的特殊群體,需要注意以下問題:一是要對新鄉賢的精心篩選和培育。既看重其助力鄉村產業發展、經濟振興的能力和資源,也要看重其個人聲望、道德品行和公益心,只有得到鄉民們認可、認同的鄉賢才會起到引領和帶動作用。對于非經濟類鄉村事務的參與,有兩類在地鄉賢值得關注:一類是那些有組織、領導和宣傳動員能力的老干部、老黨員、老模范、老軍人以及老教師,他們有較多的空閑時間和精力,有奉獻意識和公益心;另一類是一些扎根鄉村,在村民中具有一定道德聲望,得到群眾認可的村民,因為他們生活在村莊,比較“接地氣”,有著廣泛的親緣、人緣和地緣關系,具有影響力。二是要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暢通利益表達渠道,完善自治機制、培育自治能力和豐富自治內容,真正坐實村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以完善的自治制度規制鄉賢的行為。三是要強化依法治理,基層黨員干部首先要帶頭尊法守法,執法護法,樹立法治的權威,用法治代替人治,在鄉村振興中實現鄉村社會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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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犧牲”指個人為組織提供的時間、服務、財務支持等;“誘因”指個人從付出中能夠獲得的回報,包括物質(金錢)以及社會(威望、權力)兩個方面。

2)班固:《漢書·卷1上·高帝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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