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10每天赢400 北京赛车正规购买 北京赛车赛 北京赛车官方开奖直播现场皇家彩 pk10平台改单可信吗 pk10历史开奖数据规律 易算北京赛车手机版 北京赛车八码在线计划 北京pk10赛车宝软件 北京pk10冠军中奖 北京赛车手机版平台 北京赛车高频ios 北京pk10八码全年可用 北京pk10人工计划网页 北京pk10计划看走势

當前位置: 首頁 > 農村研究 > 相關學科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政治學:演進軌跡與內在邏輯

作者:王炳權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行政論壇》2019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9-08-17  瀏覽次數: 452

【摘 要】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和發展與改革開放有著內在的聯系,因此,對當代中國政治學作學術史回顧時需將其置于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下。近四十年來,中國政治學經歷建構學科基礎、提升研究規范和深化學術發展等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既是前兩個階段的升華,也受到新時代社會環境的多重影響。研究表明,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實踐、全球化趨勢與科學技術的更新、中國政治學人的孜孜付出構成當代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內在動力在新時代將會持續供給乃至更加強大,中國政治學的前景是遠大的。

【關鍵詞】改革開放;中國政治學;演進軌跡;內在邏輯


一般而言,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治學會的設立昭示著當代中國政治學帷幕的拉開,值得玩味的是,以長時段的視域觀察便可以發現中國政治學會的成立與改革開放大潮的興起基本處于同一歷史節點。這種時點的鄰近性并非出于歷史的偶然,而是因為在當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政治社會思潮下,黨中央開始高度重視發展社會科學。另外,改革開放四十年帶來日新月異、漸趨復雜的中國政治社會實踐,黨和政府對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持有更多的期待。因此,從上述意義上看,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與中國政治學的恢復與繁榮似乎有著極為緊密的關聯,以這樣的歷史視角審視中國政治學的成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第四十個年頭,中國政治學也走過將近四十年的歲月。這些年來,中國政治學在幾代政治學人滿懷社會擔當的孜孜付出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政治學的學科分類趨于完備;新興學科因應社會需求不斷生長;政治學專業隊伍日益強大;研究領域逐步拓展;研究方法趨于科學。盡管上述各方面仍舊存在些許的不完備,甚或說和世界先進水平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是中國政治學這幾十年的發展勢頭是極為迅速的,不論是理論的創新,還是對社會實踐的回應都是較為頻繁的。因此,對中國政治學的成長軌跡及其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績進行系統的梳理、分析和總結,從中提煉出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內在邏輯,將有利于中國政治學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

一、建構學科基礎(19781985年)

中國政治學學科的恢復既得益于黨中央對社會發展形勢的新論斷,也是由于政治學學科自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學科恢復伊始,學界圍繞科學社會主義與政治學的學科關系展開相關的論述,以論證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合法性。例如,高放就認為,科學社會主義被視為馬克思政治學,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并坦承自己也曾經認為“科學社會主義就是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政治科學”[1],但逐步認識到政治學與科學社會主義在研究的對象和性質方面均存在差異。這一階段中國政治學學科建構基礎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教材的編撰和教學科研隊伍的建立。教材的編撰和教學科研隊伍的建立是政治學學科恢復的首要任務。在這一階段,趙寶煦、王邦佐、王惠巖、邱曉、張厚安等人主編了一批經典教材,如《政治學概論》《政治學原理》《政治學》《社會主義政治學》《政治學概要》等比較強調“階級政治”的第一批政治學教材。與此同時,一批從事科學社會主義、哲學等相近學科的學者開始從事政治學的研究;復旦大學還組織了第一屆政治學專業講習班,為國內高校培養專業骨干。

第二,學科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從1981年起,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成為國內高校設立政治學專業的先驅,其中,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于1981年招收了第一批政治學專業本科生。19841985年,政治學碩士、博士培養體系開始建立,北京大學等高校開始培養政治學的高級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政治學系或學院漸成體系與規模,國家和地方社科院也成立了政治學研究所等相關機構。

第三,學術刊物的創立與興起。學術刊物是科研工作者的陣地與交流平臺,一個好的專業性學術刊物對于該學科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初,《政治學參考資料》《國外政治學》等刊物的創立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有人甚至認為《政治學研究》的誕生意味著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中國政治學已經恢復[2]

第四,學術交流機構的搭建與參與。由一些知名的法學家、政治學家等近百名學者組成的中國政治學會在20世紀80年代正式成立,在這之前,諸如湖北、黑龍江等省份已率先成立地方性政治學會,隨著時機的成熟,地方性政治學會蓬勃生長。中國政治學會不僅是國內政治學者的交流平臺,還是中國政治學者走向世界政治學界的跳板。中國政治學會在這一階段開始接觸并參與國際政治科學學會,同時借機邀請了國外著名政治學者前來講學。

二、提升研究規范(19851992年)

此前的學科基礎建構階段奠定了中國政治學的雛形,但由于我國政治學科脫胎于科學社會主義、法學等其他學科,學科意識不清晰,政治學研究范式尚未全面確立,由此引起了諸如研究視野狹隘、研究方法單一、研究內容空洞等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接下來的七年正是中國政治學努力克服這些不足、提升學科研究規范,期待獲取進一步成長空間的關鍵時刻。這一階段中國政治學的成長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研究范式規范化。為了獲得科學化、國際化、現代化的學科研究理念,國內開始譯介國外優秀的政治學作品。上海譯文出版社、華夏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列叢書引入西方優秀的政治學理論。一方面,通過西方理論與本土實踐的融通,中國政治學開始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學術概念,如為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學核心概念賦予中國含義,同時,引進一些重要的學術概念,如利益集團、政治文明、合法性等[3];另一方面,這些西方政治學經典著作為我國政治學發展提供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的借鑒。中國政治學原有的哲學思辨、制度描述、觀念論證等傳統的研究方法受到“舶來”的行為主義、后行為主義方法的沖擊。其中,有代表性著作如阿爾蒙德的《比較政治學》、達爾的《現代政治分析》、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等,這些著作的分析框架為中國學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與視野。西學的引介還引起中國政治學研究取向的若干變化。

第二,研究層次立體化。在很長時間內,中國政治學流于宏大的敘事風格,缺乏對于中觀乃至微觀層次政治行為的研讀。受到西學范式的影響和出現了多種豐富社會圖景的中國政治社會實踐的觸動,中國政治學人開始關注微觀公共生活的生動鮮活。中國政治學界逐步認識到,政治發展只是社會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政治學研究必須帶有充足的社會關切。這一時期研究成果,既有視角宏大的也有較為微觀細致的作品。從研究機構看,1990年華中師范大學成立了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研究中心,彰顯了農村研究開始真正走向政治學界的主流視野。

第三,研究領域豐富化。研究領域的拓展首先是指研究對象的多樣化。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豐富,出現了許多新成就、新矛盾和新問題。這些新景象催生了中國政治學新的研究對象,激發了政治學人的研究靈感。如國家職能、政府職能、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基層政權建設、“一國兩制”等話題受到學界關注,特別是黨的十三大前后掀起了一陣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學術熱潮。研究領域的拓展還表現為新興學科的崛起。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等新興學科在中國政治社會實踐的發展中,找到各自的學科生長點。事實上,研究對象與新興學科之間還有相互促進、互為動力的聯系。

三、深化學術發展(19922012年,2012年至今)

構建學科基礎是政治學恢復的前提性工作,提升研究規范則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為學科發展積蓄力量。20世紀90年代初起始的深化發展階段,則使中國政治學進一步明晰了學科意識,擴大了學科影響力。事實上,這一階段還可以細分為兩個子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2年至2012年;第二個階段是2012年至今。深化學術發展第一階段的中國政治學大體具有以下四個鮮明的特征:一是概念系統的規范化;二是研究領域的再拓展;三是研究方法的完善化;四是理論現實的有機接軌。第二個階段的兩個特征為:一是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國人民逐步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二是隨著科學技術的更新,大數據對于政治社會實踐造成巨大的影響。政治學研究在如此的背景下必然需要進入自我變革的新階段。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進一步推進了思想解放,再一次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上,中國政治學也在不斷茁壯成長。法團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群主義等社會思潮,以及引介的公共選擇理論和交易費用理論均充實了政治學科的概念體系和學科內涵,規范嚴密的學術性語言開始替代過去的政策式話語成為政治學學術研究的主流敘事風格。

這一階段政治學科的研究領域也得以拓展。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政治制度史方面的研究開始得到學界的重視,進一步增強了中國政治學的學術基礎。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基層政治問題成為政治學界的熱議話題。上述的專項研究均重視實地調研和歷史資料的占有,進一步增強了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此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除了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學理論、國際政治學等主干學科的快速發展以外,新問題和新現象激活了諸如政治人類學、政治地理學、政治傳播學、民族政治學、風險政治學和農村政治學等新興學科蓬勃發展。這些學科大多都有較具代表性的作品問世,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貢獻了力量。以產出大量經典學術著作的農村政治學為例,如徐勇的《中國農村村民自治》、項繼權的《集體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實證研究》、徐勇和項繼權的《村民自治進程中的鄉村關系》、詹成付的《村民選舉權利救濟機制研究》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研究方法的完善體現在經驗研究開始走進中國政治學人的研究視野,規范研究與經驗研究的統合性研究開始增多。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受行為主義等西學思潮影響;另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學人開始意識到中國政治實踐的復雜性。案例分析、數學模型、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不斷被引介、應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科學化運用,意味著中國政治學邁向成熟。

理論與現實的有機結合表現在中國政治學開始注重本國的獨特政治實踐,并試圖建構中國政治話語與政治理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司法制度、黨政關系、臺海關系、央地關系等制度,社會發展實踐中的新問題,都對中國政治學提出新要求。中國政治學改變了“就政治研究政治的途徑”,按照改革開放及其對政治社會實際的要求,以多學科多層次的視角參與研究[4],積極推進重大現實難題的紓解,同時對這些現實問題和制度創新給予理論的回應。

進入2012年,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銳意進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做出諸多重大的理論創新,黨的十九大將其正式概括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意蘊豐富,囊括萬象,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民生、宗教、生態文明、國防安全、黨的建設等方面。這些富有開拓性的理論話語對于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無疑也是一次重要的機遇,中國政治學人應該認真領悟內涵,把握精髓,在研究中汲取其養分,為研究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另外,這些理論創新也為中國政治學開拓了新的論域。

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然成為大數據時代。大數據時代對國家治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這其中既包括機遇也包括挑戰,如作為一種治理技術的大數據可以提升國家的決策能力、監管能力和服務水平[5],同時也可能影響信息安全,數據崇拜還會引起很大的風險。政治學科在大數據時代必然會產生新的問題意識,此外,大數據時代也意味著政治學界將會有也必須用新的研究手段、研究技術更新頭腦。中央領導人對于大數據在提升決策科學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方面的運用高度重視;以《中國行政管理》雜志社為代表的一些學術界力量也開始重視大數據對于國家治理的影響,并組織了“大數據與公共服務”論壇暨研討會;部分政治學學者也開始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對此做出回應。

毋庸置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及以大數據為代表的技術變革,預示著中國政治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將會面臨一個新的時代。

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內在邏輯

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也是中國政治學蓬勃發展的四十年。中國政治學學科在這一時段的成長是全方位的,不論是成長的速度還是發展的質量都超過歷史上其他的任何時段,對這一發展經驗及其背后的內在邏輯進行一個系統的爬梳,對于政治學科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將會有所助益。大體而言,中國政治學長足發展的內在邏輯由以下四個維度構成。

第一,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華兒女建設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核心力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取得的偉大成就無不反映了黨和政府的高瞻遠矚。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歷程無時無刻不包含黨和政府的全力支持、細心呵護和殷切期待。從中國政治學學科恢復的歷史起點看,正是由于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長期困擾政治社會秩序的“左”傾思想及“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并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黨和國家的長時段內的工作重點,才為整個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其后,鄧小平在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上指出:“我并不認為政治方面已經沒有問題需要研究,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6]這一指示使得中國政治學迎來了新的春天。從中國政治學提升研究規范和深化學術發展的過程看,黨和政府的支持也是巨大的。我國自1986年起正式設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而且一直延續至今,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作重要講話以后,社科基金的資金投入力度、項目的設置數目都在逐步增大。由于社科基金面向社科院、高校、黨校、軍隊院校等幾乎所有的研究機構,因此成為社會科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基金項目,除此之外,教育部設置的人文社科項目、各部委的委托項目、地方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及地方相關部門的委托項目設置的數目和額度也在逐步增加,因此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大環境在逐步優化。而隨著政治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的提升,在一些基金立項中政治學學科所占的比重也在擴大。以國家社科基金為例,從1993年到2008年間,政治學類增加了65項,而1993年政治學立項總數才17項。此外,從2004年開始,黨和國家開始設置西部項目,雖然西部項目設置狀態還較不穩定,但對于推動欠發達地區的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發展也起到重要作用。除了直接的項目支持以外,國家還對科研院所加大投入,例如,“985工程”“211工程”院校,以及“雙一流”高校建設,同時兼顧對優秀院校與優秀學科的重視和扶持。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實踐。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性決定了我國的路線與西方國家必然不同,結合我國國情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然會形成諸種新的國家治理經驗和制度建設探索,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偉大征程從事實層面為這些新經驗的科學性提供了佐證。這些新成就的涌現呼喚中國政治學從理論上予以應答,中國政治學需要新的概念供給[7],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發展實踐在倒逼中國政治學的學科發展和知識更新。由于中國古代只有政治理論,而無真正的政治學,盡管古人的政治智慧造就了偉大的文明古國,但是這些思想沒有科學化、學術化[8],因此也就沒有形成真正的學科。所以,中國的學人在政治學知識奇缺的時代對于西學是幾乎不加剔擇地吸收了,20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幾乎都成了‘留學生’,要么親自到美國讀書而成為名副其實的留學生,要么潛心研讀外來作品而成為‘精神上’的留學生”[9]。這是中國政治學的歷史基礎。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加之這場人類歷史上日新月異的四十年發展奇跡來之迅猛,使得中國政治學乃至西方政治學界都備受震驚,原有的脫胎于西方社會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在中國這個東方大國開始出現了“水土不服”的情況。“既有政治學無法對中國在快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政治現象和政治問題進行有效的回應,問題不在于知識數量的不足或某些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的問題,而是整個知識體系與中國國情之間存在距離,或者說出現了兼容性的問題”[10]。中國政治學界雖然沒有完全及時地回應豐富的政治經驗,但是這些政治經驗在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豐富的政治經驗為中國政治學的理論創新提供了前提。從中國政治學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豐富獨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學的經驗支撐和科研靈感。一方面,黨和政府主導的改革經驗開拓了中國政治學者的論域。黨的十三大將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改革目標,由此出現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理論探討與爭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述要》《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等學術作品;黨的十六大以后,政治文明概念開始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此時也涌現了不少相關學術作品,如《政治文明:歷史維度與發展邏輯》《政治文明論》等[11];黨的十八大以后的反腐敗問題,黨的十九大以后的鄉村振興戰略都成為街頭巷尾的時興名詞,學界的討論、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另一方面,一些中國政治學者也開始萌生了建構中國學派的學術自覺,力圖建構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象的政治學,并在這方面取得不俗的成就,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強這些研究解釋力的普遍性,是未來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12]

第三,全球化趨勢與科學技術的更新。經濟全球化首先促進了不同國家思想文化的交流,東西方文明的交融程度是有史以來最為深入的。正是由于開放包容的文明交流心態,使得20世紀80年代的新一輪“西學東漸”之風盛行,眾多優秀的歐美經典著作得以橫跨大洋,被引介至國內,其規范的研究方法、先進的研究理念、嚴整的學科體系都為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和繁榮提供了借鑒。可見,全球化趨勢為西方政治學知識的傳播和中國政治學的成長注入強大的動力。例如,協商民主理論是由哈貝馬斯于2001年帶進中國,十幾年間相關的學術研究琳瑯滿目,這個學術熱詞最終轉化為官方話語,為黨的十八大報告所吸收[13]。盡管中國政治學始終提倡也正在經歷“從取經到本土化”[14]的蛻變,但是中國政治學吸收和借鑒國外先進文明的腳步不會停止。此外,中國政治學在逐步擺脫“單一進口”和“純粹消費”西學的“食洋不化”的老舊理念的同時,也需要走向“多向交流”和“知識生產”[15]。因此,政治學研究的本土化與國際化始終存在內在的關聯,因而全球化對于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意義始終存在。其次,全球化還使得不同國家的聯系日益密切,世界組織、跨國企業不僅使得各國的經濟融合度加深,還進一步影響了各國的政府管理模式和公共政策制定。例如,2009年始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迅速波及全世界,并從經濟層面上升到社會政治層面,這對于中國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將會產生新的影響,從而為中國政治學挖掘新的議題。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政府努力在國際舞臺上肩負著“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如積極參與世界組織、區域性組織的相關活動,還提出并踐行了“一帶一路”倡議。這些外交活動不僅涉及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還和國家治理有著隱匿的聯系,中國政治學的很多議題都需要放在這樣大的國際背景下審視。

科學技術變革的影響已經不僅局限于科學本身和產業技術,還會引起治理技術的轉換、治理理念的嬗變和治理議題的更新。新世紀,科學技術融入國家治理最為明顯的一個征兆就是“大數據”的運用。黨和國家開始強調樹立“互聯網 大數據”思維,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提升政府決策的科學性、治理的精準性和服務的高效化。毫無疑問,任何一項對社會生活產生極大影響的新興技術的誕生都將拓展新的治理議題,如大數據時代的個人隱私安全問題、輿論失控的社會風險問題等,同時,大數據被應用到網絡意識形態治理、稅收治理、農產品質量安全治理等多重領域,大數據的廣泛運用從某種程度上也會拉寬政治學研究的領域。

第四,中國政治學人的孜孜付出。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實踐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支持和學術沃土,全球化和科技革新則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借鑒、開拓了論域。上述條件無疑具有歷史性和根本性,但是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代代學人們“十年飲冰,難涼熱血”的學術毅力。從中國政治學人的學術作品看,四十年來,中國政治學取得一些較為經典的學術作品,如趙寶煦、王惠巖、王邦佐和張厚安等人在政治學科恢復初期積極編纂的教材,還有王滬寧的《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俞可平的《社群主義》、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周平的《民族政治學》等,其中一些作品在中國政治學領域具有明顯的開拓性,除了學術專著以外,中國政治學人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的水平和幾十年前相比也得到很大的提升。中國政治學人的學術自覺不僅體現在立足國情產出經典的學術作品,還體現在始終保持“對政治學研究的研究”。例如,王浦劬認為,中國政治學研究應該把握好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性與學術性等九對關系[16];房寧認為,只有注重“兩個層次”和“一個視野”,才能不斷推進中國政治科學的研究[17];肖濱認為,只有從創造性轉化西學概念、善于提煉本土經驗、重構原有學術概念等三個維度出發,才能滿足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概念供給[18]。正是得益于老一輩政治學學者的孜孜付出,年青一代的中國政治學人才逐步走向中國政治學界的前臺,他們在秉承老一輩學者優良品質的同時,其中不少學者還有海外求學的經歷,他們中的一些人的作品問題意識鮮明、研究方法規范[19],優秀青年學者的涌現為中國政治學的傳承創新提供了保障。

五、結語

中國政治學近四十年的發展歷程取得諸多的成果,然而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國政治學從最初的編纂教材、組建教學隊伍、搭建學術交流機構、創建學術刊物,到積極引入西學范式以強化研究的規范性、科學性,在此基礎上,中國政治學界除了繼續引介西學可堪借鑒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以外,還開始更加注重聯系本土實踐,中國政治學發展第三時期的學術作品的質量和數量都得到明顯的提升,學者們的學術精神和學術抱負從中得以窺見。黨在新時代形成的諸多理論創新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又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通過當代中國政治學四十年的學術史回顧,我們發現改革開放和中國政治學的恢復幾乎是同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也是同節奏的,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無不彰顯出中國政治學人的優良學術品質,據此我們也就探究清晰了這段學術史背后的潛藏邏輯。事實上,這一邏輯類似于一種觀點——當前中國發展的進程和特點成為中國政治學發展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政治學的發展還需要克服主觀的阻礙[20],不同在于本文對中國政治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的挖掘更為立體全面。

查閱近年來黨和國家的相關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可以發現高層對于政治學學科固有價值的認識愈加深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昭示著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新的歷史征程[21],偉大而富有朝氣的新時代也將會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繁榮提供歷史的契機,中國政治學人的科研智慧和學術品質的薪火相傳終將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結出更為炫目的學術果實。毫無疑問,政治學作為一門經世之學,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兩個一百年”宏偉目標的偉大征程中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功用。


參考文獻:

[1]高放.論政治學與科學社會主義[J].社會科學,1985,(5):1-1325.

[2]張友漁.中國政治學的興起---代發刊詞[J].政治學研究,1985,(1):1-3.

[3]笪素林.相互訴求彼此促進---政治學發展及其對中國政治的貢獻[J].人民論壇,2014,(17):8-12.

[4]王浦劬.我國政治學發展20年的回顧與展望[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1998,(Z2):5.

[5]唐皇鳳,陶建武.大數據時代的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J].探索與爭鳴,2014,(10):54-58.

[6]鄧小平文選:第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

[7]周平.概念供給:中國政治學構建的關鍵[J].江漢論壇,2017,(11):5-11.

[8]林尚立.革故鼎新:中國政治學與政治發展[N].光明日報,2014-05-27013.

[9]楊光斌.中國政治學的學習---反思與知識轉型[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08-30013.

[10]周平.政治學構建須以知識供給為取向[J].政治學研究,2017,(5):2-8.

[11]王惠巖.回顧與展望:發展中的中國政治學[J].2005,(4):27-35.

[12]桑玉成,周光俊.從政治學博士論文看我國政治學研究之取向[J].政治學研究,2016,(4):2-13125.

[13]葉娟麗.協商民主在中國:從理論走向實踐[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11-17127.

[14]王紹光.中國政治學三十年:從取經到本土化[J].中國社會科學,2010,(6):15-23220-221.

[15]金太軍,趙軍峰.論構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的“三大關系”[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2):7-11.

[16]王浦劬.我國政治學學術發展中的基本關系論析---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J].政治學研究,2008,(6):31-43.

[17]房寧.政治學研究的層次與視野[J].北京日報,2013-01-14018.

[18]肖濱.中國語境中政治概念重構的三種進路[J].探索與爭鳴,2016,(8):40-42.

[19]阮思余,劉志鵬.青年政治學論壇與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基于中國青年政治學論壇十年發展的思考[J].政治學研究,2016,(3):116-121.

[20]程同順,楊倩.政治學研究需要處理好的幾對關系[J].人民論壇,2014,(17):24-26.

[21]齊衛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大時代課題論析[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3-9.

    北京赛车宝宝计划
    pk10每天赢400 北京赛车正规购买 北京赛车赛 北京赛车官方开奖直播现场皇家彩 pk10平台改单可信吗 pk10历史开奖数据规律 易算北京赛车手机版 北京赛车八码在线计划 北京pk10赛车宝软件 北京pk10冠军中奖 北京赛车手机版平台 北京赛车高频ios 北京pk10八码全年可用 北京pk10人工计划网页 北京pk10计划看走势
    快乐10分官网 天下三游戏里怎么赚钱 快乐十分任选2全包会亏吗 四肖主四码期期准 侏罗纪进化手机破解版 重庆欢乐生肖走势图 辽宁省11选5开奖结果 快乐彩12选5玩法规则 云南时时彩最新开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