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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村運動帶動鄉村振興及經驗啟示

作者:韓道鉉 田 楊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發布時間:2019-08-22  瀏覽次數: 2793

【摘 要】韓國新村運動是國際社會公認的農村開發的成功案例。本文基于農村開發政策視角,結合韓國新村運動中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韓國新村事業帶動鄉村振興的成功經驗及重要因素。政府、市場、村莊的交互作用,政府體系化的支農政策及激勵機制,村莊指導者的領導力及村民的協同創新,韓國新村運動的這些經驗啟示可以為當前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一些鏡鑒。

【關鍵詞】韓國新村運動;鄉村振興;復次收入;新村指導者


“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問題。二戰以后,為改善農村的貧窮落后面貌,發展中國家大都實施了農村發展戰略,直到今天仍在進行。其中,韓國新村運動是國際社會公認的農村開發的成功案例。新村運動實現了農民、農業、農村的現代化轉型,縮小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實現了區域之間的融合發展,為韓國鄉村振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韓國新村運動的實施背景與先決條件

20世紀60年代,韓國政府實施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出口型工業發展政策。工業化發展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形成了二元化社會經濟結構。針對城鄉貧富差距懸殊的情形,為避免城鄉兩極分化,20世紀70年代,韓國政府在全國34000個村莊發起一場“勤勉、自助、協同”的國民運動,致力于農村現代化建設和農民脫貧增收。新村運動是以20世紀60年代韓國城市產業發展和農(漁)村增收事業的成功經驗為基礎的,可以說它是20世紀6070年代韓國社會發展模式在農村的實踐應用(1)。

(一)強調經濟發展與效率的發展主義理念

20世紀30年代,日本及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韓國一度推行過農村振興運動,認為農村問題是貨幣經濟和產業化帶來的不良后果,從而倡導農本主義。農本主義的政策方向排斥城市產業文明,具有浪漫主義色彩。20世紀70年代的韓國新村運動,與浪漫的農本主義方向完全相反,鼓勵追求利潤,強調現代化發展。新村運動在工業興國與發展主義理念下,提倡農工并興,以資本的擴大再生產為目標。可以說,強調經濟發展與效率的發展主義模式,是韓國新村運動的重要特征。

20世紀6070年代,韓國的經濟發展不能單純歸因于經濟政策或是企業家的作用,而用“發展型國家”的概念進行詮釋更具說服力。由Chalmers Johnson[1]提出的“發展型國家”概念,站在與西方國家比較的視角,以日本的經濟發展經驗為著眼點,強調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強力介入。發展型國家的特征表現為:擁有一批資質優秀的官員,國內政治矛盾不尖銳,國家發展意愿強烈等。作為發展型國家,當時韓國的最高領導人具有強有力的領導力,并且將經濟發展與效率作為首要政策理念。政府全力推動經濟發展,但并不是無原則地對企業進行扶持,而是根據企業的績效進行梯度型扶持[2]Evans[3]認為,韓國發展模式的特征是政府與企業的有機合作,將村莊視為一個經營單位或是“中小型企業”,是新村運動的最顯著特征。如同企業根據經營業績來獲取政府的資助,新村運動中村莊也要依靠競爭和發展成效來爭取政府的扶持。當然,村莊與真正的企業不同,它以村內的協同合作為基礎,是一個合作型經營單位。協同合作,事關村民的個人利益,事關整個村莊的發展。新村運動強調村莊內部的合作,但并不要求村民具有高尚的自我犧牲精神。村民參與新村事業,并不是無原則地提供無償服務,追求利益的理性農民和個人是被認可的。新村運動以改善生活與提高非農收入為目標,這種目標不是脫離物質主義的,相反,它反映出對增收和貨幣經濟的強化思想。

(二)村莊CEO——新村指導者

新村運動的精神特征,可以概括為一種企業家精神和發展主義理念。如果說20世紀6070年代,發展型國家韓國的經濟引擎是企業家和財閥的話,新村運動中發展型村莊的引擎正是新村指導者,他們的作用堪比經濟領域的CEO。新村運動期間,韓國34000個村莊每村推選男、女新村事業指導者各1名。村莊指導者雖然在農業貸款和公務員特別錄用等方面享受優先待遇,但他們是無酬勞的志愿者。

新村指導者大多是精通農業技術的人。在新村運動中,他們作為引領農村發展的旗手,還必須具備“懂農業”的技術者身份以外的能力和貢獻。在企業經營中,經營者需要具備人事管理、財務管理、事業規劃、經營銷售等綜合性的經營能力,新村指導者作為村莊這個經營單位的經營者,也需要具備這種綜合能力。新村指導者需要選擇具體開發項目,動員村民參與,調解內部矛盾,以實現村莊的經營目標,而想要獲得村民的支持,實現村莊經濟的發展,他們必須具備提高村民生活和福祉水平的實干能力。通過在相關機構的學習,新村指導者們成為召開村莊會議、調節矛盾、制定事業規劃等方法的具有組織社會學方面知識的人。但相比企業經營,村莊經營可能難度更大。企業CEO可以用工資、獎金、晉升等經濟利益激發員工,但新村指導者可以提供給參與者的資源極其有限,只能依靠自身的奉獻和模范帶頭作用。當然,如果他們只是依靠聲望、奉獻和模范帶頭作用的話,新村事業也不能成功,他們還必須具備上述相關能力。他們必須得證明:在這場為了提高村民收入的事業中,如果大家跟著自己共同努力,村民個人可以得到相應的回報。

(三)新村研修院這座“熔爐”

雖然部分村莊指導者在新村運動正式開始以前就已經參與了農村開發事業,在1960年代末憑借農村增收事業的成功經歷成為新村運動的先行者,并以此為基礎在1970年代引導和推動新村事業發展;但大部分新村指導者是在1970年代被發掘和培育起來的。發掘新村運動指導者的是郡(相當于中國的“縣”)、面(相當于中國的“鎮”)、地方農協等當地政府和社會組織,對他們進行培育的主要是新村指導者研修院(2)(以下簡稱“新村研修院”)。

作為村莊這個經營單位的CEO,新村指導者最需要掌握的是改善農村落后面貌的方法。因此,實用性教育是新村研修院的核心教育內容。新村指導者的實務教育包括:新村事業課程、成功案例教育、實地考察等。通過實務教育尤其是現場教學,村莊指導者們學到合理經營村莊事業的綜合技能。除了實務教育,培養積極進取精神、自助精神、現代化精神等的企業家精神也占有重要分量。新村研修院的“現代化教育”非常重視經驗分享和成功案例交流。樸鎮煥[4]認為,新村研修院的成功案例教學比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案例教學方法更具創新意義。因為,在研修院的培訓過程中,會安排半天或是一天的日程去現場考察學習,甚至也有落后村莊的指導者到發達村莊指導者家中同吃同住一周,現場觀摩發達村莊的事業開展情況,這種實習性質的教學幫助學員在一線操作中徹底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

新村研修院的教育對新村指導者們產生巨大影響,他們將新村研修院比作“熔爐”和“碳爐”。在新村研修院這座熔爐的短暫期間,是由生木變成木炭的過程,也是由普通農民成長為農村CEO的過程,成為他們人生新的起點。作為新村運動的核心人物,新村指導者經歷了明顯的思想變化,體現出積極進取及對發展的熱切渴望。新村研修院的教育之所以能夠成功,離不開當時樸正熙總統的大力支持、農協的資金支持以及人才支持。為了強化新村研修院的地位和活動,主管部門由農林部上升為青瓦臺,總統親力親為,聽取關于授課內容和講師人選的匯報,示意將打造農村CEO的意識變革(塑造企業家精神)、教育與技術革命方面的實務教育作為研修的核心內容。

(四)農民的意識變革

新村運動的意識變革是一種發展主義理念下的意識變革,其核心是自助精神。新村運動的口號是“勤勉、自助、協同”,是一場能動性的“改善生活”運動。如果說勤勉和協同即農民的本性在農村社會一直都存在,那么以自助為基礎的發展主義的引入和影響,在新村運動之前幾乎是不存在的。新村運動過程中,農民個體追求利潤會對村內其他人帶來不利影響的傳統觀念,即“image of limited good[56]的傳統農村社會觀念實現向“positive sum”意識的轉變,至關重要。

如前所述,將村莊視為一個經營單位,是新村運動的最顯著特征。全國34000個村莊都成為獨立的經營單位,共同開展改善生活運動以及追求利潤的經營活動。翻閱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與韓國國家記錄院現存的村莊會議記錄、村莊事業進展日志、村莊事業報告、村莊指導者的信函等新村運動相關的一線資料可以發現,每個村莊都發展成為具備現代會計方法、事業規劃和推進能力的優秀“企業”。為了事業成功,為了最大程度地動員村莊資源,村莊指導者與村民們全力以赴。在感受他們斗志的同時,可以深刻體會到,一切為了發展的自助自立的意識變革,是新村運動持續推進的原動力。這種農民意識變革的發生,不是國家單方面灌輸的結果,也不是新村研修院單方面教育的結果,它是當時歷史背景下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與“增收”這一現實目標密不可分。

二、韓國新村運動典型案例剖析

韓國新村運動事業是由34000個村莊的具體案例匯集而成的。要想了解新村事業的實際運行體制機制,需要結合具體案例進行深入剖析。現存文獻資料中,讓我們看一下具有典型意義的忠清南道唐津郡大湖芝面出捕里(村莊名)的新村指導者林光默(音譯)的資料(3)。

在新村運動開始之前,出捕里村民先是依靠挖蛤蜊和牡蠣等維持生計,引入養殖技術后開始進行人工養殖。1972年村民們依靠背筐和手推車等工具成功進行了圍墾造田。田地增多了,村民們的收入也大幅提高。林光默指導者因為成功帶領村民圍墾造田出了名,他的成功案例在全國廣泛傳播。在新村運動初期,如果被認定為“自立型”村莊,就可以優先獲得政府的扶持項目。因此,為爭當自立型村莊,全國競爭激烈。1972年新村事業進行綜合評價,由于林光默指導者帶領村民先后成功開展了蛤蜊養殖、牡蠣養殖、圍墾造田等創新性項目,創造出新的收入來源,出捕里被認定為自立型村莊,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

林光默指導者資料集中“韓牛養殖管理現狀(1973)”部分,是關于作為對自立型村莊的獎勵,政府給予韓牛養殖扶持項目的資料,包括就韓牛養殖項目召開村莊大會的會議記錄、村莊基金委員會會議記錄、新村收入核心事業(韓牛養殖)資金管理內容、項目規劃書、收入核心事業管理規章草案、韓牛村標識卡等內容。扶持項目的核心內容為:選出村里10戶低收入農戶,給予貸款優惠,讓他們參與韓牛養殖,提高其收入。遵循自助原則,村里對貧困戶進行了自立教育,通過財政補貼和養牛項目提高其自助能力,確定具體的自立方式,使他們真正掌握自助自立的新村精神。

林光默指導者資料集中“1974年第1次總統撥款事業”部分,詳細記錄了總統撥款(4)是如何在村中有效使用的。出捕里的“總統撥款事業”是以總統撥款120萬韓元、村民勞動力、村民土地捐贈等為基礎開展的“河道治理”項目。“1974年第1次總統撥款事業”資料,內容包括臨時保管金賬戶、村莊概況與村莊財產目錄、事業規劃書、現金出納簿、資產收發簿、報賬單、估價單、工錢支出簿、河道治理設計圖等。出捕里的總統撥款事業即河道治理項目于1974年末至1975年初完成,之后開展了總統撥款復次項目。總統撥款復次項目以嘉獎新村事業中的優秀村莊為目的,但作為扶持條件,政府要求將撥款中勞務費部分的一半作為公共基金投入新的村民增收事業,即復次項目中。因此,出捕里從村民勞務費部分提取了公共基金,19755月以復次項目的方式投入牡蠣養殖場擴建項目,這是出捕里繼圍墾項目之后的第二個村民增收項目。復次項目的經費來源如下:村里將總統撥款120萬韓元中的20%24萬韓元作為復次項目基金(占勞務費用的25%),村民們自己集資20萬韓元。但經費執行情況顯示:復次基金為26.22萬韓元,有少許增加;村民自己負擔41.7萬韓元,大幅增加。復次基金的增加部分為總統撥款產生的利息2.2245萬韓元,村民自己負擔部分的增加金額(21.7萬韓元)為8個月工期內所有勞務參與者417人次的勞務費用。

通過扣除參與村民勞務費產生的復次項目基金,其性質是為了擴大再生產而進行的強制儲蓄(5)。而通過強制儲蓄形成的村莊基金,只能用于村民增收事業。作為再投資事業的復次項目,具體方案需要通過村莊大會決定。根據會議記錄,19741024日出捕里召開的村莊大會上,共有82人(戶)參加,占全部93戶村民的88%。大會決定了復次基金的具體事項,村民們同意扣除參與總統撥款事業村民勞務費的25%作為復次項目基金。作為新村運動的成功示范村,出捕里在全國有一定名氣,村里只同意拿出勞務費的25%,低于政府提倡的50%的比例,雖然出乎意料,但同時說明,村民們并不是完全依照政府的指導方案進行操作,而是民主地通過村莊大會表決的形式進行合適的調整,能動性地規劃和運營本村事務。

總結一下出捕里的新村事業開展過程:1972年新村事業(圍墾造田)成功—被評為自立型村莊—得到政府扶持項目(韓牛養殖)—獲得總統撥款(河道治理)—推進復次項目(牡蠣養殖),呈現出一種良性循環。這種良性循環型發展路徑,是新村運動得以持續進行的機制動力,也是韓國農村發展模式的成功動學,高建(6)稱之為“新村循環”。

三、韓國新村運動帶動鄉村振興的成功經驗

在新村運動初期,韓國政府主要采取的是提供鋼筋、水泥等建筑物資,由村民來規劃和施工建設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部分村莊在沒有政府財政支持的情況下,通過共同努力創造出新的收入來源。新村運動初期,被認定為自立型村莊的大多是這種創新型案例。不是被動地等待政府施惠,在政府伸出扶持的橄欖枝時,充分發揚自助精神的農民們,抓住機會主動改變貧窮落后的命運。

韓國新村運動過程中,農村基礎設施、居住和生態環境等得到了改善,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如圖1所示,19741978年期間,農戶年均收入超過城市勞動者家庭年均收入。1979年,農戶年均收入達到223萬韓元,與1969年的22萬韓元相比增長了10倍多。農民看到了農村的發展空間,部分外流人口又回流到農村。19751977年期間,韓國城鄉人口比重出現了較大的變動,農村人口比重由40.8%上升到48.8%7)。可以說,韓國新村運動的開展,短期內減緩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步伐,為當時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保留了一定的勞動力。



農村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過程。韓國新村運動的成功,更多地體現在它改變了農村地區傳統而單一的社會經濟結構,鼓勵和支持農民的市場化轉型和創新,為“三農”發展和鄉村振興注入了機制動力。而鄉村振興正需要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

(一)村莊承包經營管理

最初,韓國政府撥付基建物資,動員村民自發參與鄉村建設,但建設成效很難掌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一度委托企業承包經營管理。新村運動進行一段時間之后,政府致力于村民增收,對村莊的經營能力重新進行評估,決定與村莊簽訂承包經營合同,將項目收益直接返還給村民[7]45-46。過去,與政府進行項目簽約的主體是公司、企業,現在承包者是村莊。政府是甲方,村莊是乙方。村莊開發委員會或是“村莊代表”代表村莊與政府簽訂承包經營協定。簽約者需要具備經營能力,包括動員村民的能力、會計能力、事業規劃與運營能力等。這與村莊指導者在新村研修院中接受的CEO教育是一致的,凸顯了新村事業的經營性質。由于政府委托項目帶來的利益直接惠及村民,提高了村民的參與積極性,這種村莊承包模式在新村運動中廣泛推行。政府利用財政資金為村民提供收益,被稱之為“福利財政”(9)。而且在財政預算執行過程中,村民作為項目主體全程參與,比生產性福利的效果更為積極有效。

(二)復次項目帶來乘數效應

復次項目作為農民增收事業的核心部分,19741976年期間在韓國農村全面推行。復次項目是“300萬韓元以下的、以村莊為單位的小規模工程,由村民承包建設,勞務預算一半支付給村民,一半留作村莊基金,循環投資到村莊的增收項目中,最終達到村民收入和村莊基金同時增長的經營方式”[7]42。村莊作為一個“企業”直接從政府手中承接項目,是復次收入事業的基本特征。復次項目增收方式不是模仿外國的先行經驗,也不是學術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新村運動在精神、物質兩方面的重大創新過程中,以行政經驗為基礎開發的財政運營方式,反映實際需求的經營管理方式和財政扶持方式[7]41-43。村民們通過村莊大會商定村里的集體增收項目后,將累積的村莊基金投入復次項目,循環產生第2次、第3次以及更多次的村民投資,最終村莊基金可以超過政府投入的扶持資金[7]46

假定政府的財政投資為1億韓元,其中勞務費與耗材費的預算比例為64。那么要從1億韓元中拿出勞務費6000萬韓元的一半即3000萬韓元支付給村民,由他們自行支配,再拿出3000萬韓元作為村莊的公共基金,放在村莊金庫或是農協。假定將3000萬韓元的公共基金投資到首次復次項目栗子樹苗培育項目中。栗子樹苗長大后,假定銷售收入為6024萬韓元(當時的市價),扣除投資額3000萬韓元,剩下的3024萬韓元拿出一半分給項目參與者,另一半1512萬韓元充入村莊公共基金。目前,作為首次復次項目的結果,現在有3000萬韓元加上1512萬韓元即4512萬韓元的村莊公共基金。村里再將這4512萬韓元投入到第2次復次收入項目中,可以是育苗或養殖等項目。雖然政府只是投資了1億韓元,但是目前農戶有可支配勞務收入4512萬韓元,村莊有公共基金4512萬韓元。隨著復次收入項目的循環發展,政府的投資出現乘數效應,帶動農戶收入不斷提高。

(三)發展主義理念激發民眾創新

新村運動過程中,涌現出眾多打破傳統慣行、追求新技術、探索新路徑的民眾創新。這種創新源自農民對農業和農村發展前景的期待和創新性構想。“不是單純為了吃飽飯而干農活,是為了掙錢從事農業活動,只有實現這種思想轉變,才會由干農活變為農業經營。如果從事農業經營,就可以賺錢,改善生活。因此,我提出要進行農業經營”[8]。這段話出自被稱作“新村運動神話”的河思勇(音譯)指導者之口。他未曾接受過現代化教育,但對農業和農村應朝著怎樣的方向發展有著明確的判斷——“實現從吃飽飯的干農活到能賺錢的農業經營的轉變”。田昌圭(音譯)指導者是一位敢想敢做的創新人物。他打算在村里引入奶牛養殖項目。但當時韓國農林部有規定,只有按照每5公頃草場上放牧2頭奶牛的標準,才能得到政府的扶持。由于田昌圭所在村莊地處山嶺,不符合要求,得不到扶持資金。田昌圭向郡政府和道政府官員論證了項目的可行性,最終爭取到項目扶持。金月連(音譯)指導者是一位極具前瞻性眼光的創新者。他在青瓦臺月度經濟工作會議上匯報完村里新村事業的成功經驗后,政府要獎勵給村里一輛卡車,但金月連要求政府資助建設大棚。之后,金月連在村內引進了辣椒苗培育基地建設項目,建設了1500坪的辣椒苗農場,開創了使用大棚栽培辣椒苗的先河。村民通過銷售辣椒苗,收入大幅提高。

這些創新型案例都不是傳統的為吃飽飯干農活,而是為了改善生活的農業經營。20世紀70年代成功引領新村運動的村莊指導者,其共同點就是具有商品經濟意識,注重農業效益,敢于創新。當然,并不是每次創新都能取得成功。例如,田昌圭指導者帶領村民截流引水,期間暴雨來襲,截流壩崩潰,引起村民的不滿。村里申請了災后復建支援,才勉強渡過難關。但哪怕是小的增收項目,只要成功了,就對提高村民收入有幫助。村民們共建共享,可以增進集體效能,并以此為基礎挑戰下一階段的增收項目。

四、韓國新村運動的啟示及借鑒

新時代城鎮化背景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改善農村生產和生活環境,提高農村經濟實力,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必然選擇。20世紀70年代韓國的新村運動,實現了“三農”的轉型發展,為縮小城鄉差距和鄉村振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新村運動的成功有其獨特的歷史和政策背景,其經驗不可復制。但我們可以從“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等共性部分獲得一些可借鑒的經驗和啟示。

(一)堅持政府主導,構建和完善支農政策體系

政府政策發揮主導性作用。韓國新村運動中,政府是啟動者、組織者,設置專屬部門,將新村運動的開展成效列為地方政府工作的評價指標。新村運動期間,增加農民收入成為韓國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一方面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資金投入,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確保財政資金的合理、有效利用,另一方面采取雙重糧價制、農協轉賣農產品等措施對農民進行直接幫扶。除了資金,鄉村還缺人才和技術,新村研修院組織全國的村莊指導者進行實務培訓,農村振興廳、農協等機構進行農業科技推廣,對村民進行生產技術和技能培訓。在政府主導下,全社會力量支持鄉村振興,推動農業和非農產業協同發展,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收來源。

(二)建立激勵機制,消除“等靠要”消極心態

政府認可村莊作為公共建設項目的承包主體,指導村莊按照市場規律進行運營管理。同時,為了預防和減少經營風險,對村莊運營進行周密的技術指導和嚴格的監督管理。既強調村莊內部的合作和共同體精神,又尊重市場理性,建立激勵機制,激活競爭意識,這是韓國新村運動的指導理念和根本特征。它喚醒了農民的改革意識,培養了他們主動適應市場化發展要求的能力,不使村莊和村民等待扶持成為慣性。新村運動期間,村莊之間通過競爭性發展爭取政府的梯度型扶持,使得支農政策帶來最大效應,項目扶持資金發揮了乘數效應。

(三)村民發揮主體作用,注重協同創新

致力于脫貧增收的鄉村振興事業,政府的扶持不可或缺,但歸根結底,需要因村制宜,通過發揮村民的主體作用來補齊農業農村的發展短板。僅靠外部“輸血”,村莊的可持續性發展和村民的真正富裕無法得到保障。新村運動的案例表明,村民積極、獨立的自助精神和發展意識,才是推動鄉村發展的原生動力。新村運動期間,韓國所有村莊組建了由村長、本村精英農民等構成的村莊開發委員會,組織村民共同商討和規劃村莊發展事業。政府提出原則性指導意見,不包辦,不強制執行,鼓勵基層實踐創造。村民們立足村莊實際提出設想,召開村莊大會進行集體決策,民主、自主決定村莊公共事務。

(四)村莊帶頭人的培育和作用發揮

新村運動從一開始就認識到本土化領袖人物的重要性,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方向。新村運動過程中,韓國政府在每個村莊設置村莊指導者兩名,并組織他們到新村研修院進行集中培訓,開展一線案例教學和思想啟蒙。村莊指導者回村后將新思想和新技術傳播給村民,發揮了類似傳道士的作用。為了實現鄉村發展目標,村莊指導者最大程度地動員村莊各種可利用資源,協調村民之間的利益關系,帶領大家協同合作共建共享。作為“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先行者,優秀村莊指導者可以到青瓦臺月度經濟工作會議上介紹村莊的成功案例,這更加激發了他們積極投身新村事業的決心,積極發揮模范帶頭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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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思勇.現代化戰略與新村運動[M].國史編纂委員會口述資料,200462.

注釋:

[1]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新村運動的良性循環與擴大再生產”的標題發表在韓國《樸正熙總統紀念事業會會報》2013年第3421-49頁。譯者以此為基礎作了刪減和改動。

[2]19721月,新村研修院“勤勞農民研修班”開班,意味著新村指導者研修教育的開始。“勤勞農民研修班”共有3期,于19723月結束,之后更名為“新村指導者班”,并于19727月重新開班。其間,婦女指導者班在19726月開班。19721981年,男性指導者班共有115期,婦女指導者班共有100期。每期培訓時長為兩周,主要包括以下課程:新村精神啟蒙(32小時),自律型鄉村秩序(2小時),技術指導(6小時),專業知識(74小時),鍛煉、活動、評價等其他課程(20小時)。其中,專業知識主要包括:增收事業(8小時),協同合作(5小時),成功案例(15小時)等。參見新村指導者研修院,《新村指導者研修院10年史》,1982年,第137153-155頁。

[3]本部分內容均摘引自《林光默指導者》,《忠清南道唐津郡出捕里新村事業資料集》,新村指導者研修院編(館藏資料)。

[4]當時的維新體制下,總統的地位至高無上,將政府撥款稱為“總統撥款”,既增強受表彰村莊的自豪感,也防止地方政府對這筆資金的挪用。

[5]建立復次項目基金時,根據村民的貢獻程度(出資金額),復次收入的收益分配不同。

[6]參見高建,《韓國的新村運動:成功因素與復制可能性》,《新村運動中央會、新村運動,過去40年,未來40年》,新村運動4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2010-9-30

[7]數據來源:韓國國家統計網,http//kosis.kr/20157月查閱)。

[8]參見Sang In Jun,《新村運動印象與再考》,《新村運動中央會,新村運動:過去40年,未來40年》,新村運動4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2010-9-30

[9]本部分內容均摘引自《林光默指導者》,《忠清南道唐津郡出捕里新村事業資料集》,新村指導者研修院編(館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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