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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運動與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

作者:王士花  責任編輯:王晨輝  信息來源:《河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9-08-24  瀏覽次數: 109

【摘 要】群眾路線作為中共的基本路線,同樣被運用到減租減息運動中。運用階級斗爭理論,深入群眾之中,進行“誰養活誰”的思想教育,盡量啟發農民的自覺,是中共發動、組織群眾運動的重要環節。山東抗日根據地推行減租減息政策的實踐證明,減租減息與群眾運動相輔相成,二者互為促進,相互影響。群眾對中共的堅決擁護,正是中共推行減租減息政策最寶貴的收獲和經驗。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由此獲得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資源。被運動起來的群眾常有過火行為,因此減租減息群眾運動又存在嚴重的“左”的傾向。

【關鍵詞】山東抗日根據地;群眾運動;減租減息


減租減息是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的土地政策。以往相關研究多關注減租減息政策的提出、實施過程、政策的性質及給抗日戰爭與根據地社會帶來的影響①,近年來雖有研究開始涉及減租減息運動的具體內容②,但對其中的民眾動員缺乏詳細探討。其實,群眾路線作為中共的基本路線,同樣被運用到減租減息運動中,而且中共在抗日根據地推行減租減息政策的進展與發動、組織群眾運動的程度直接相關。本文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個案,從減租減息政策的推行過程著重考察中共動員農民的策略方針、方式、步驟及其中出現的問題等,分析民眾動員的程度與各地貫徹減租減息政策成果的相互作用與影響。這將有助于理解中共領導的抗日斗爭為何能得到廣大農民的配合與支持,從而不斷發展壯大革命力量,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

中共的減租減息政策是伴隨民族革命戰爭的新形勢,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一部分而提出并于抗戰全面爆發后開始實施的。這一政策,在各根據地實行以后,曾經獲得了廣大群眾的擁護,團結了各階層人民,支持了敵后抗戰。凡在比較普遍、比較認真、比較徹底地實行了減租減息,同時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當地群眾參加抗日斗爭與民主建設的積極性就比較高,那里的根據地就比較鞏固。但它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地真正貫徹實施卻始自1942年。因為從1941年開始,由于日偽連續的封鎖進攻、頻繁的掃蕩、殘酷的蠶食吞并以及國民黨的限制封鎖等,中共領導的華北抗日根據地進入了最困難的時期。向來依靠農民,依托農村積蓄、發展力量的中共,進一步認識到了不發動最廣大的農民起來支持抗戰,將難于克服面臨的困難。因此,19421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確定了減租減息的三條基本原則:(一)承認農民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因此黨的政策是扶助農民,減輕地主的封建剝削,實行減租減息,保障農民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借以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二)承認地主的大多數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開明紳士是贊成民主改革的,因此黨的政策僅是扶助農民減輕而不是消滅封建剝削,更不是打擊開明紳士。因此于減租減息后又須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借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三)承認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是抗日與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應在適當改善雇農生活條件之下,獎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但富農也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質的剝削,對富農的租息也須照減,同時對富農實行交租交息,以保障富農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在這一《決定》中,中共中央就指出,一方面減租減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在許多根據地內還沒有普遍地認真地徹底地實行。在有些根據地內,還只在一部分地方實行了減租減息,而在另一部分地方,或者只把減租減息當做一種宣傳口號,既未發布命令,更未動手實行。或者雖已由政府發布了命令,形式上減租減息,實際并未認真去做,發生了明減暗不減的現象。在這些地方,群眾的積極性不能發揚,也就不能真正將群眾組織起來,造成熱烈抗日的基礎。在這些地方,抗日根據地就無法鞏固,經不起敵人的掃蕩,變成軟弱無力的地區。③因此,為粉碎敵人的進攻,克服困難,鞏固并擴大抗日根據地,中共要求各根據地必須切實減租減息,改善民生,以動員最廣大的農民群眾參加抗日斗爭。

一個星期后,即26日,中共中央又專門對黨內發出指示,明確指出: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所通過的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夠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如果群眾不起來,則一切無從說起。在群眾真正發動起來后,又要讓地主能夠生存下去。”“目前嚴重的問題,是有許多地區并沒有認真實行發動群眾向地主的斗爭,黨員與群眾的熱氣都未發動與組織起來,這是嚴重的右傾錯誤。這種錯誤,不但在較差的根據地中是嚴重存在著,就是在最好的根據地中,亦有一部分區域尚未實行減租減息與發動群眾斗爭。因此,要求各地黨部強調反對這種右傾,要求一切沒有實行減租減息、沒有發動群眾熱情的地區,在廣大群眾自覺自愿,而不是少數人包辦蠻干的基礎上,迅速實行減租減息,迅速把群眾熱情發動起來。”④綜合以往五年的經驗,中共已認識到,不發動農民群眾起來,減租減息不可能真正深入地實施,也就達不到團結廣大人民起來抗日的目的。

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工作,就是從1942年才開始認真進行的。之前,減租減息還是一個宣傳口號,盡管有些地區在1940年或1941年實行過五一減租,但收獲不大。大部分地區未普遍切實執行,尤其未發動群眾去做。由于抗戰初期山東黨對于減租減息改善人民生活執行得不堅決,由于下級黨及黨員多是抗日發展的新成分,這個群眾運動中并未有明確的改善基本群眾生活的方針,因之群眾的發動缺乏斗爭鍛煉,群眾組織無內容,對農村封建勢力沒有動它分毛,也不敢動。因此在抗日救國等政治口號鼓動下組成的各種救國會組織,到1941年、1942年遭受日偽殘酷掃蕩、農村封建勢力的土雜武裝、國民黨保安隊屠殺鎮壓之后,即全部垮臺,煙消云散。

1942年春,劉少奇在檢查山東根據地工作后,即指出了山東黨政領導主觀上忽視群眾運動的錯誤。54日,中共山東分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作出《關于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開展群眾運動的決定》,鄭重決定以認真實行減租減息發動群眾為建設山東根據地的第一位斗爭任務,并首先成為自麥收到年底這一時期的第一位工作。要求山東全黨領導及黨政軍民的一切工作,今后均須圍繞著完成這一中心任務來進行。強調減租減息與發動群眾運動是山東全黨當前最迫切的一個戰略任務,各地區必須深入檢討過去忽視這一工作的原因與所發生的不良結果,認真糾正忽視這一工作的一切不正確觀點”。⑧把在減租減息運動中進行民眾動員提到了戰略的高度。同日,山東分局還附發了關于減租減息工作的補充指示及租佃、息借、工資等條例草案,對減租減息發動群眾工作作出了具體部署。根據上述決定及條例草案,減租減息工作由黨委直接領導,各級黨委須以主要力量做這一工作。分區委、支部以全部力量做這一中心工作,并定期會議匯報、檢查幫助工作;同時派得力的主要干部分別到下級,以農救會名義,并帶著黨的介紹信,指導并檢查下級黨政軍民對這一工作的領導與配合,并直接參加工作。各級黨政軍民必須抽調一切可以抽出的干部,使其脫離原工作,專門做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與發展群眾的工作。抽調的干部一律歸所在地區的黨委統一領導,并一律以同級或上級農救會干部名義出現,可采取工作團的形式,但對外一律不用工作團的名義,而直接以農救會名義出現。各級干部集中后,以縣為單位進行一周以內的短期訓練,首先要糾正其錯誤觀點,使其認識減租減息發動群眾運動的政治意義,提高其工作熱情與信心,熟悉各種減租減息增資條例,學會領導斗爭的各種藝術。對區村農救會的活動干部或新發動起來的積極分子,要在工作斗爭中幫助其進步,并盡可能予以短期訓練,以使其成為區村農救會的骨干。工作地區采取中心突破的方式,即把大部分干部、主要干部集中在一兩個中心的縣區村,這一主要地區工作的每一重要收獲,即應擴大宣傳,并立即使用到其他所有各區,以開展其他地區的工作,切勿平均使用力量。具體的就是,每一地委應按干部數量、能力選一縣或兩縣為中心縣。到中心縣的干部與當地所抽的地方干部,配合選一兩個區為中心區,把十分之七八的干部配備到中心區(其余配備到一般區)。到中心區的干部再與當地所抽的區級地方干部配合,選一兩個村或幾個村為中心村,作為突破點。為了動員工作能順利開展,要求減租減息工作從替群眾解決切身問題著手,因此,在選定中心地區時必須具備下列條件:不掃蕩,無摩擦,肅清土匪,建立抗日秩序,軍隊的紀律要好,負擔要輕。沒有這些條件,工作不易開展,黨政軍民應準備這些條件,并爭取在任何有利條件的時候,逐步地、不間斷地去做,直到完全實現減租減息為止。

準備好干部,選定中心地區后,在開展減租減息工作前,必須首先由縣以上的政府公布息借條例,并由縣政府與參議會、農救會邀請當地的地主士紳召開座談會,對減租減息工作詳細說明,并事先布置進步士紳首先響應。在座談會上,注重揭露敵人的謠言,如先五一減租又二五減租是逐漸共產等。應指出二五減租是國民黨國民政府早就提出過的,在抗戰進入第五年后農民生活更苦,為發動廣大群眾抗戰,必須改善他們的生活。并說明將來減租后徹底實行公平負擔,貧富一律負擔,不減租農民負擔不起。以此減少地主的恐慌,預防地主逃跑。要求在減租減息斗爭中以合法斗爭為主,多采取老百姓講道理的方式,要采取先斗口,后斗力(用群眾的力量),再斗法(打官司)。根據中央目前主要是反對右傾的指示,山東分局在《補充指示》中提示:農民在剛發動起來的時候,難免有過左的行動,只要這種行動是廣大群眾自覺自愿的行動,不是少數人脫離群眾所干的或工作干部代替群眾所干的(這是絕對不許可的原則問題),則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因為可以達到削弱封建、發動群眾的目的。不要在農民斗爭的情緒上澆冷水,助長地主的氣焰。”⑨

根據上述指示與部署,山東根據地的黨政領導在許多地區被破壞、被蠶食、復雜多變的戰爭環境下,總結了以往的工作,開展了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確立了依靠基本群眾的思想,動員了全黨進行發動基本群眾的工作。《大眾日報》連發幾篇社論進行輿論動員。525日的社論即批判了山東黨政領導中不關心群眾疾苦、認識不到減租減息改善群眾生活對今后勝利堅持山東抗戰的重大意義、對工作缺乏信心、害怕困難、不積極想辦法執行分局決定的種種錯誤。大概從6月中旬開始,減租減息工作在山東根據地開始空前活躍起來。如濱海區減租減息后,農救組織擴大:贛榆縣農救會組織,有五個村農救會員半月就發展到470人;臨沭縣農救會在五個基點村實行減租減息后,到6月下旬這五個村組織成立了農救會,并已有500多農民參加,有一個村還建立了自衛團和三個游擊小組,某村雇工增資后,生產效率大大提高,某家12個雇工,平均每天每人割麥四畝半,比去年多割半畝多;莒南縣某村農民生活改善后,抗戰情緒立即提高,在武裝保衛麥收的號召下,有13個青年農民參加了游擊小組,自衛團每天夜晚都到離村三四百米的樹林里放哨。農民參加生產、支援抗戰的積極性大大提高。

在經過了半年以上的群眾動員后,農救會及各種救國會組織進一步獲得發展與整理。(11)在絕大部分地區,堅決貫徹了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的運動,而且繼續深入地進行。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4310月,在減租方面,有4735個村、370057畝地實行了減租,平均每畝可減租3111兩;在增資方面,有4435個村、72958個雇工得到了增資,平均每個工人可增糧食工資165斤;在減息方面,因材料不完整,無法統計。其他在借糧還糧、復雇、救濟春荒等工作上都有很顯著的成績。正因為改善了基本群眾的生活,所以群眾參軍、歸隊、參加民兵、擔任抗戰勤務,都比以前更加積極。如濱海區過去曾流傳著這樣的說法:“一活躍,二消沉,三皮條,四垮臺。”現在的活躍基本已有了改變,不同于過去單憑政府的法令、八路軍的支持等一般的原因,而是因為群眾在改善生活的斗爭中,已開始提高了自己的情緒和認識,這特別表現在對保衛根據地的興趣提高了,政治認識、勝利信心都提高了。同時,在從改善群眾生活的斗爭中發展了各種組織,據194310月統計,全省有群眾組織的村莊占根據地村莊的62%,有組織的群眾(只包括工農青婦救會員)占根據地人口的32%。全省自衛團員占根據地人數的15%,其中婦女自衛團員幾占半數;民兵占根據地人口的4%,其中青抗先占民兵的24%(12)。這與過去在單純的抗日號召下實行抄名冊的辦法相比,已有了根本的不同。山東抗日根據地動員組織民眾工作也由此被納入正軌。在動員組織民眾的基礎上,初步開展了群眾性的游擊戰爭,進行了生產工作,開始了思想上的擁軍運動,還部分地開展了民主文化運動。如魯中在進行村政改選時,曾認真地進行了公民登記,劃分了公民小組,并通過村民大會,討論了公民權問題。在農村教育方面,各地開展廣泛,以膠東最為普遍。培養了大批干部,改造了不少知識干部,群眾的政治地位與政治優勢提高,“根據地比較有了依靠,斗爭也比較堅持”(13),打下了為充分發動群眾而繼續努力的基礎。

1942年5月以后,中共在山東根據地通過發動群眾實行的減租減息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績,又通過減租減息運動、改善群眾生活,動員組織了廣大群眾參加到抗日斗爭中來。根據地已有了初步的依靠,各種建設取得了不小的收獲。但是也暴露出了許多問題,尤其是1942年下半年最為嚴重。中共山東分局黨政負責人在工作總結(14)中,指出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民眾的動員不平衡,對群眾斗爭的領導不深入,沒有把廣大群眾卷入到斗爭中來,或者把領導群眾斗爭與大量組織群眾的工作脫節了。這種現象,以濱海、清河、魯南等地最為顯著。如濱海區還有一半乃至大半地區沒有開展具體工作,大半地區十分之八九群眾未被組織起來,具體組織起來的地區,還表現得脆弱、不夠堅持,有形式主義現象,離真正把群眾組織起來還有很大的距離。

第二,在工作中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對群眾的切身痛苦與要求還不了解,機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不滿足群眾的迫切要求,確定任務與執行工作犯有嚴重的主觀主義。雖然“減租減息增資”是動員與組織群眾的基本工作,但在具體執行時應善于把這一基本要求與群眾一時一地的暫時或臨時的要求連接起來,以便從部分或個別的要求和斗爭中,動員與準備群眾,積蓄力量,這樣更易發動和組織群眾進行更大的斗爭,實現其改善生活的基本要求。又假使這些為群眾一時一地的暫時或臨時的要求對群眾生活的關聯更加迫切,更加直接時(如土匪猖獗地區的防匪,冬春期間的救荒,新開辟區的合理負擔,個別區村的合理負擔、反對壞蛋,戰時的反“掃蕩”,邊沿區的反蠶食……),則為了動員群眾,不但可放緩減租減息增資工作,有時甚至得暫時放開減租減息增資工作的這一部分那一部分甚至全部工作,來領導群眾首先解決為其迫切要求解決的臨時與暫時的要求。這樣才走得通,才不致因脫離群眾而遭逢群眾的白眼與冷淡,使動員組織群眾工作碰壁。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為以后的減租減息增資工作準備下群眾條件。但在實際工作中,把減租減息增資的基本工作靈活地運用到具體環境的極少。如濱海區,更多的是在工作一開始便犯了嚴重的主觀主義,即不管群眾條件如何,不去很好地調查研究究竟什么是群眾的要求,及如何從一些什么要求上去走進群眾,才能更好地發動群眾,為實現減租減息增資而斗爭。反之,一開始便“胸有成竹”——一成不變地肩著“減租減息增資”的口號到處硬碰、硬沖。又如有些地區或地點,農民與雇農固然感到租重、息高、待遇太低,但更直接與迫切的要求是減輕負擔或合理的負擔(如東海與臨沂鄰接的一帶,負擔還是舊時的攤派制度,甚至有些地區還遵行著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代的軍糧攤派辦法)。但工作團的同志或是放著群眾當前迫切要求不做,而把自己主觀的一般的要求生硬地拿下去,有時簡直是命令下去;或者口頭期允群眾說:“老鄉,慢慢來,先搞減租減息增資,再搞合理負擔”,或更推脫說:“咱的任務是減租減息增資,合理負擔是政府的事”,因而一開始便造成群眾的冷淡。再如有的地區,地主的土地絕大多數是佃給數十個擁有三五十畝以上土地的富農手里,甚至有些大佃戶本身有時居于二地主的地位,將佃得土地又轉佃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這些大佃戶對貧農雇農來說,不但常居于經濟的優勢,有時且慣用政治的鉗制!如與掌柜的及舊區村長互為連結,挾地主欺壓貧農雇農,深為貧農雇農所不滿。這種佃戶,常是村莊人口極少數的極少數,僅僅為了這批人去減租,便失去動員組織基本群眾——貧農雇農的中心。而組織減租減息工作的同志,甚至有些領導同志,完全不懂得這些,或就不知道這些,卻機械地去為他們發動減租斗爭,專門去組織這些人,而置大多數無地少地的農民于不顧。“結果貧農怨我們不管,地主笑我們傻瓜,大佃戶嫌我們多事,動員與組織群眾工作就此便岔了道。”偏離了減租減息工作的中心。

第三,存在著原則上的模糊和錯誤,在對群眾運動的指導上,普遍發生了左的偏向。如在減租方面,表現一般化,平均,大小地主無分別,小地主與因無力而出租土地的農民無分別,減租時一律看待,定租期多為五年太長,帶有極大的勉強性。在增資方面,強調了對富農的打擊,忽視了黨的政策與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基本方針,而且不分對象,對中農的雇工,對鰥寡孤獨的雇工,也一樣看待,照顧富農生產不好,有的狹隘的經濟要求超過了富農所能負擔的能力,因此也影響某些富農不愿繼續經營土地,而將土地出租,并造成許多雇工失業的現象。在減息方面,“左”的地方是算血賬,光緒二十二年的也拿來算,事實上是算不清的,這是使人家破人亡的辦法。把借糧當成了法令,形成強迫借糧,甚至個別形成搶糧吃大戶的現象,借了不還。普遍地借中農的糧、拔中農的地。還有亂用政府壓人,不善于進行合法斗爭。在斗爭方式上也有過左現象,如打人、捆人、游街、示眾……每斗必紅臉,沒有采取協商的辦法。

第四,不注意耐心地啟發群眾斗爭的自覺性,包辦代替,“恩賜”式地實行了減租,是形式的。有的為了動員群眾“斗爭”,以每人發一斤鍋餅相號召。由于群眾缺乏對減租要求的自覺和決心,因此,出現了明減暗不減、明增暗不增的現象,還有的佃戶又將減了的租子偷偷地送還給地主。

第五,有不少群眾工作干部變成了剝削群眾的上司、新官僚,特別是在改善群眾生活斗爭中,新提拔起來的一些干部,由于教育不夠,表現得最厲害,也最普遍。濱海區的某些區級干部及有的村農救會長,以為幫農民減了租、增了資,就有了不得了的功勞,因此就可以命令和把持一切,甚至乘機貪污,敲詐群眾,借雇工佃戶的名義揩油,私自開支民兵子彈費,把算賬反貪污的果實自己分用吃肥,民兵亂罰,自己用,形成“分贓不均”,互相對立,與群眾對立,一部分群眾與一部分群眾對立。完全放任農民自私自利的特性自流,毫無政治領導。

第六,登峰造極地使用了工作團的工作方式,即在黨的命令之下,曾使黨政軍民各種各樣的干部,硬由農救會統一領導,并以農救會的名義,到處發動群眾斗爭,大家都做清一色的活動,以致使許多重要的組織機構陷于暫時的停滯狀態,不能以應有的組織作用來配合完成黨的中心任務。因此削弱甚至代替了其他各機關團體的組織作用,等于取消了各團體組織領導上的經常工作,尤其嚴重的是,代替與削弱了支部的作用。而支部是中共在農村的堡壘,是村級領導的核心,也是團結群眾的核心。支部作用的削弱,嚴重影響了對民眾的動員和組織。

以上問題,有的屬于領導干部對中央減租減息工作的基本精神把握不準,對動員民眾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缺乏群眾觀念的問題,還有主觀主義及官僚主義的工作作風問題,以及對群眾宣傳教育不夠、領導上的手工業性質、突擊的工作方式等造成的。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減租減息的徹底貫徹實施,“減得不普遍,不徹底,明減暗不減的現象相當嚴重”。尤其因為“沒有大膽發動群眾斗爭,封建統治尚未徹底動搖,基本群眾尚未真正發動起來;再加上我們工作的時熱時冷,堅持性非常差,所以到一九四三年春,許多地區地主們又開始反攻,逐漸侵蝕群眾減租減息已獲得的勝利”。(15)這使得減租減息工作的成果大大縮水。

1943年,國際國內形式都發生了有利于抗戰的變化。日本為挽救其敗局,加緊了對抗日力量的正面進攻與敵后掃蕩。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迎來空前緊張、空前艱苦的局面。中共中央指示說:今秋如能檢查減租政策實施的程度,并實行徹底減租,就能發揮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加強明年的對敵斗爭,推動明年的生產運動。16)為了普遍地、充分地改善人民生活,發動起基本群眾,團結一切群眾,樹立基本群眾的優勢,達到積蓄力量、克服困難、迎接光明之目的,中共北方局在同年發出了繼續發動與深入群眾運動的指示。(17

據此,194310月,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主任黎玉在群眾工作會議上,把徹底完成減租減息政策,立即開展查減運動作為目前最中心的具體任務之首。(18)并對查減運動作了具體布置。確定查減方針如下:(1)堅決貫徹中央的土地政策,最主要的一環,還是在于很仔細深入地去發現明減暗不減及根本沒有減的村莊,同時還要照顧已減租而又不交租的現象,個別不合理的減租也要隨時注意適當解決。(2)公正解決減租中間的一些問題。如:一般貧苦的鰥寡孤獨,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之土地,不得視為地主,已減者,應采取調解方式,使雙方自愿不減,未減者不再減租;貧苦抗屬及因直系子弟參軍或參加抗日工作而缺乏勞力之自耕農所出租之土地,應改正不減;屬于親友互助性之少數出租土地,應依照社會人情習慣,聽其雙方自愿。切實照顧已發動起來的基本群眾的利益,同時又要不妨害富農經營。凡屬明減暗不減的地主,應發動群眾斗爭他,削弱其在群眾中的威信,同時提高群眾的信心和自覺,達到真正的減租,而且還要退租。(3)新開辟的地區要著重于從政治上爭取地主,待群眾安定下來,安居樂業恢復生產時,再轉變發動群眾斗爭,實行減租減息。新地區又是邊緣區時,可以少減,或先實行五一減租,然后再逐步深入。發動群眾也是先選擇條件比較有利的地方,先做出個樣子來,以擴大影響。(4)減息方面,原則上采取調解,以做到有錢有糧的人愿意出借,而借戶又不很吃虧為最好。強調在查減和徹底實現減租當中,農會與村政工作必須密切聯系起來,特別注意使群眾自覺參加農會,相信組織,健全群眾團體。關于查減的組織領導,規定:縣區級以上的黨委都須執行中央的指示,親自檢查幾個村,做出個模范來,以推動全縣或全區。縣以上的農會領導機關一律深入村,親自幫助下級。最重要、最有力的橋梁,首先是通過支部的統一領導,再通過群眾來實現黨的決議,以加強支部對群眾工作的關心,提高支部領導群眾工作的能力。凡是不通過支部,直接包辦代替的現象,必須糾正。工會、青救、婦救,同樣以查減和實行減租為中心來聯系自己的工作。同時,除新開辟地區外,禁止將各個團體的干部硬編成一個特殊的工作團。(19)上述部署顯然借鑒了前一階段減租減息發動群眾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樣,從1943年冬到1944年春,在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的號召鼓勵下,減租減息運動再度活躍起來,某些地區已大膽發動群眾開展減租減息斗爭,鄉村中的封建統治開始動搖。但因許多干部對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采取消極應付態度,所以離實際完成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魯中已徹底實行減租的只有二十個區(其中還有空白村),濱海只有莒南的大部分村莊已經過減租減息與查減,魯南有幾個縣大部進行了,其他各地則比較拖拉遲緩,在工作中尚未造成普遍的真正群眾性的運動。包辦代替及一切惡劣作風仍未完全克服。(20)到1944年夏季,山東分局再作補充指示,限期完成減租減息工作。接著,省戰時行政委員會也發出訓令,把減租減息定為七、八、九、十四個月的中心工作。(21)訓令再次強調,群眾只有在改善生活的運動中才會發動和組織起來,只有群眾普遍的發動和組織起來以后,抗日民主政權才能有廣大的基礎,無此基礎,政權是不鞏固的,是經不起革命的風吹雨打的。”“群眾不發動組織起來,減租減息政策的實現是沒有保證的;不深入群眾運動之中,隨時隨地去扶持幫助,政府對減租減息發動組織群眾的任務是不能完成的。22)為了使減租減息與查減工作真正成為群眾性的大規模的運動,山東分局要求必須徹底糾正“恩賜”及所謂“工作人”、“工作上”實行包辦代替的現象,每個群眾工作者必須掌握三個最重要的工作環節:(1)以算賬和誰養活誰的思想教育,盡量啟發群眾的階級覺悟。利用冬學等場合,展開廣泛的討論教育,并拿典型佃農的例子,生動而形象地啟發大家的思想覺悟,以他們的不幸遭遇,喚起大家與地主階級作斗爭。在這方面,工作組主要抓住以下幾點進行教育:一、窮人為什么受窮,到底誰養活誰?的算賬教育。從廣大佃農的親身經歷中,說明給地主種一畝地所花費的人工、肥料、農具、技術、種子等代價。經過算賬,看出吃虧的總是佃農,陪上五成到十成,自己得到的僅僅是很少一部分。是地主喝了佃農們的血,才使廣大佃農受窮挨餓。經過這樣的算賬教育,有些覺悟了的佃農,不但自己帶頭作斗爭還主動啟發幫助別的佃農一起減租。二、說明“土地是哪里來的”,以及對土地問題的看法,使農民了解土地并不是天生就歸地主所有,而是他們通過剝削、霸占,從別人手中奪來的。三、說明“勞動創造世界”的道理。向佃農提出“地主不下力卻有吃有穿”、“如果沒有窮人下力種地,能有糧食吃么?”等問題進行討論;使農民明白勞動者創造一切的道理。四、組織佃農討論“為什么地主不下力,日子過得很好,佃農整天累死累活,還要受窮,吃不飽,穿不暖。”有的佃農明白了階級剝削和壓迫的道理后說:“地主喂個牛都叫它吃飽,咱佃戶窮爺們不如頭牛!這租非減不行!”五、說明減租減息在當前是合理的,使佃農都能積極地減租。(2)進行組織起來就有力量的教育。在弄明白了誰養活誰的問題以后,佃農思想中的主要障礙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應當進一步從思想教育和啟發中,使佃農們認識到組織起來的力量。只有大家組織起來,才能與地主作斗爭,才能徹底進行減租減息保衛佃農的利益。在減租斗爭中,河口有一個佃農提出:地主的地我不種,旁的佃戶種呀?不種就沒有東西吃。”工作組針對這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問題,及時進行“組織起來力量大”的教育,說明只有依靠組織起來的力量,依靠集體的力量,依靠共產黨、八路軍,才能有窮人的出路,才能克服“怕變天”的思想,使減租減息得以順利進行,使廣大佃農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得以實現。(23)工作組還抓了選拔貧雇農積極分子起骨干帶頭作用、培養干部、幫助群眾選擇積極分子,建立組織,爭取與團結群眾的大多數,使群眾有組織有計劃、自主地進行斗爭。(3)充分解釋政府關于減租減息的法令,說明共產黨、八路軍對群眾實行減租減息的態度,以及各方面的有利條件,盡量啟發群眾進入行動的決心。在方式上,每個群眾工作干部,應充分發揚兩個主要的經驗:一是辦短期流動的村干訓練班,并吸收各種有斗爭要求的貧農、佃戶、借錢戶的積極分子參加,將教育與布置、檢查及推進群眾斗爭等相互聯系的工作結合起來。二是農會干部及臨時幫助工作的干部,一律以農會的名義出現,無正式農會及各救的村、區、縣應以籌備會的名義出現,絕對消滅所謂“工作上”、“工作人”的稱號。(24)從以上具體的布置,可見中共在查減運動中,為真正動員起民眾,要求特別重視啟發群眾的自覺,極力反對并禁止過去突擊的工作團的方式。

在如此嚴厲的督促下,加上整風運動的影響,以上指示開始在山東抗日根據地得到執行,減租減息發動群眾運動又有新的進展。濱海區莒南縣委親自領導的大店查減斗爭成為典型。1944115日,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借鑒推廣大店的經驗,指出:各地在接受這一套經驗時,不能照搬照運,要知道大店有大店的具體情況和特點,有些經驗不一定適合于其他地方。但基本的內容和經驗,都是可以使用,如對封建勢力和徹底查減的認識,群眾斗爭的規律和領導斗爭的一套具體辦法和經驗,通過組織和群眾路線,掌握典型和突破一點等等。25)大店查減斗爭中動員民眾的一套具體辦法經驗很具有典型意義,從中可以生動了解山東抗日根據地減租減息運動中民眾動員的具體內容,因此,筆者根據《大店查減斗爭總結》(26)對其歸納如下。

在對大店地主的封建剝削和統治有了初步認識,并制定了斗爭方針后,即首先開展調查宣傳教育工作。調查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會議調查——召開大店附近佃戶、村干部及積極分子會,以大店地主過去壓迫人的故事聯系群眾切身痛苦,進行深入階級教育,說明查減的意義后,大家即爭先發言,陳谷子爛芝麻地都把個人的痛苦說出來。這種方式,只要善于運用啟發、問答并掌握中心,會在較短的時間內調查出很多材料。二是個別調查——深入佃戶家中及基本群眾中去調查,具體深入了解群眾的痛苦和佃戶心理。如小佃戶不積極,不愿說出自己的租佃關系,覺得三畝五畝的不如人家種五六十畝的大佃戶值得減租,以及佃戶中嚴重的害怕地主抽地等問題,都是會議上一般調查中不易發現的。三是從地主口中調查——如從地主座談會上了解地主的心理、態度及許多不正確的議論。此外,還從彼此有矛盾的地主中及幾個破落地主口中,從小姓莊的口中,調查大姓莊的,掌握了從基本群眾中不易調查出的材料。知己知彼,領導斗爭才更有把握。同時,在一般調查之后,再有目標地選擇典型調查及歷史調查,一般調查、一般了解必須與具體調查、具體了解結合,才能掌握“有鼻子有眼”的、真實的、具體的事實,作為斗爭中的依據。而頑強的斗爭對象,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會向群眾低頭。宣傳教育通過各種組織如支部、工農青婦、學校等,多種方式如村干部會、佃戶大會、識字班、兒童團等,隨時隨地抓緊一切時機首先進行“誰養活誰”的階級教育,以啟發群眾的階級覺悟;同時針對佃戶及群眾的幾種心理進行教育。如第一,怕抽地,怕“晴天”,不敢減租;第二,礙于情面,不愿減租;第三,怕算賬,“不會”減租;第四,不是自己的事,不管減租;第五,聽天由命,根本不想減租。針對第一種心理,為鞏固斗爭信心,可以強調訂立合同的教育,必要時先訂合同后減租,“拉住驢籠頭”就不怕了;同時,結合時事教育,告以今天窮人能翻身就是晴天。針對第二種心理,應強調揭露地主的殘酷剝削,打破佃戶的舊道德觀念,尤應針對群眾具體事實,如“為什么刮大西北風還穿不上棉褲、為什么過年還吃不上包子、為什么春天吃樹葉子”的切身痛苦,啟發群眾覺悟,激勵其減租斗爭的要求。針對第三種心理,應用集體算賬或互相算賬的辦法,具體算出減租的實際利益。針對第四種心理,教育窮人是一家,要想翻身,就得大家互相幫助一齊干。針對第五種心理,講明“窮無種,富無根”,只要聯合起來干,有共產黨的領導,窮人就能翻身有飯吃。通過宣傳教育消除了群眾的各種顧慮,使其有了斗爭自覺和要求后,即健全各種組織系統,組織斗爭力量,同時組織斗爭力量的過程,仍然貫穿調查及宣傳教育工作。然后布置召開斗爭大會。大會的時間選擇上有嚴格的條件:在群眾中醞釀成熟時;選擇割麥前群眾不忙而第二天是大集,可迅速傳播影響;為避免夜長夢多,走漏風聲,地主逃跑,或拖得過久,群眾情緒低落,大會時間以一天結束為宜,如延長至二天、三天亦可,但需有嚴密的組織工作,保持高漲的群眾情緒。到會群眾以本村群眾為主,外村則力求村莊普遍。為避免人數過多不易掌握,指定村干部及代表到會,動員新老佃戶一律到會。選擇群眾最仇恨的地主七八人及一二開明地主到會,這樣既能代表大店地主,又不會樹敵過多。確定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從政治上大大削弱大店地主的威風,正確運用斗爭策略,掌握典型,開展斗爭。大店群眾幾百年來第一次面對面與地主撕破臉斗爭,群眾依靠自己的組織力量,斗倒了地主,地主向群眾承認錯誤,從政治上大大削弱了封建地主的勢力,提高了群眾的積極覺悟,活躍了斗爭積極性。第一次斗爭大會后,又利用有利時機,抓住典型,解決具體問題。

莒南縣委在思想上認識到了在斗爭中組織群眾大多數的重要,極力避免為斗爭而斗爭、斗爭與組織群眾脫節現象,把整理擴大群眾組織、大量發展群眾組織作為大店斗爭的重要方針。從512日布置斗爭到5月底初步結束斗爭,20天斗爭當中,群眾團體得到大量發展和改造整理。如農會由原來的292人發展到710人,婦救會由原來的449人發展到901人,民兵由62人增加到188人,兒童團由118人發展到266人。(27)人數都增長了一倍以上。大店動員發動群眾的方式主要有公開號召、挨門挨戶動員、會員介紹、團體保證等,不同對象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式,如:農會的發展,因農忙布置了到湖里去一邊割麥一邊發展會員,突擊隊也曾到湖里去動員,兒童團利用放驢時間動員;同時,村干部利用解決群眾具體問題時,如退租、回地、找撥工錢等過程中動員剛剛解除痛苦的對象,方式靈活多樣。動員內容也針對不同對象進行不同的勸說,如對那些常受欺壓的對象:“參加了農救會就是一家人一樣,誰也不敢欺侮咱了。”如對老人:“咱也參加農救會,組織個老人團給年幼的出出主意,年幼的出去開會,咱在家里照管。”如對剛解決完痛苦的對象:“咱要是不參加農會,地主不是又要反過來壓迫咱,扣蟄蝟,一個個地制咱。”對婦女動員著重儉約、識字、唱歌懂道理等。北村兒童團長動員魯兒的娘,一進門“你吃飯啦,大奶奶?”看見缸里沒有水,馬上挑來一擔水,再動員“讓魯兒參加兒童團吧,能識字拾柴查漢奸”。總之,是走群眾路線,通過群眾自己去發展,這樣發展得快、好,不但發展了新的,而且鞏固了老的。其次,是根據不同對象,不同要求,運用不同方式及內容。再就是個別細致動員與集體大呼隆的鼓動方式相互結合,互補長短。(28

莒南縣大店的查減斗爭經驗在山東各根據地推廣后,群眾運動高漲起來(29),減租減息運動在部分地區得以深入。根據抗戰結束時的不完全統計,山東根據地23417個村中,徹底減租減息的占17.31%,已減不徹底的占46.59%,空白村尚有36.1%,如連新解放區算上,空白區仍超過一半以上。比較徹底的為莒南、沂南、邊聯、沂中、沂北、溫河等幾個縣,都是經過減租又反復進行過幾次查減的。可見真正實施減租減息、發動群眾之艱難。減租徹底與否,基本可從群眾是否已經發動來認識。凡是已經發動起來的村莊,都是支部與群眾關系密切,及群眾對一切工作經動員后活躍積極,而且保持經常,這一類村子大體上完成了減租減息。凡是群眾不活躍的村子,絕大部分是沒有減租減息增資、改善群眾生活的,大半是明減暗不減,或即是減了也不徹底,而村中黨政軍民各組織骨干多為地主收買或脫離群眾。(30)事實證明了減租減息實施過程中動員民眾的至關重要性。能否動員組織起民眾直接關系到減租減息能否徹底實施,而切實進行減租減息,改善群眾的切身利益,從改善群眾的基本生活及政治地位入手,又能激發群眾起來斗爭的覺悟和積極性,真正組織起民眾。減租減息與群眾運動相輔相成,二者互為促進,相互影響。

被動員起來的民眾在減租減息的斗爭中,“吐出了幾百年被壓迫的怨氣,群眾普遍地感到翻了身,看到地主在群眾面前低了頭,斗倒了,像一件大事似的高興、活躍”;同時,“由于斗爭得徹底,而且是撕破了臉的斗,群眾的覺悟提高得快而明顯,斗爭得愈堅,清楚地認識黨和自己的力量,如表示堅決斗爭到底,要求掌握槍桿子,要求無條件地跟著共產黨走八路軍走”。(31)群眾這種對中共的堅決擁護,正是中共推行減租減息政策的最寶貴的收獲和經驗。加上中共在根據地實施的各種團結群眾、為群眾利益服務的政策,中共領導的根據地便獲得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物力資源。

事實證明,在徹底實行減租減息的地方,被動員起來、參加到農會、婦救、青救等各種救國團體、終于可以揚眉吐氣的群眾有了許多翻身的新氣象,抗日根據地有了不少進步的變革。如廣大群眾熱烈地自愿地擁軍參軍、優待抗屬,開展了從未有過的大生產運動,人民自衛武裝迅速發展,農村里的群眾開展了自己的新文化運動,以各種方式學習文化知識,活躍農村文化生活,出現了民主競選運動,反對封建迷信樹文明新風,群眾普遍慶祝翻身,“擁護共產黨毛主席”。(32)如廣北以前是一個很落后的地區,土地貧瘠,文化落后,抗屬很少,抗屬兒子被稱為八路羔子1943年參軍不過幾十人,逃亡了一半。1944年動員參軍,黨委政府都愁于完不成任務,費了很大力氣動員了一些區中隊參加主力,給這些戰士披紅掛綠、騎馬坐轎,結果還有逃亡。但從下半年堅決執行分局指示,貫徹減租減息,開展反貪污反惡霸斗爭,群眾大都變化了,1945年春節動員參軍,僅幾個區,當場跳臺報名參軍的就有3145名。發動群眾前后的這種明顯對照,說明實行減租減息、從改善群眾生活、保護群眾切身利益中動員組織群眾對堅持抗戰的作用之大,什么工作離開群眾就搞不成,光說空話,群眾是不相信的。(33

同時,實行減租減息,動員與組織民眾,這是以人民利益為根本追求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發動的前無古人的開創之舉。由于缺乏處理如此龐大而復雜問題的經驗,許多干部對政策把握不準,對黨對群眾高度民主責任心不夠,對群眾政策教育不夠,等等,運動自始至終在不同的地區存在著或“左”或“右”的傾向。在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的地方,主要是右的傾向。真正動員起來的民眾由于對地主的極端仇恨,而走向狹隘報復,往往出現“左”的偏差。在發展過程中違犯政策的現象已經發生,最普遍嚴重的是侵害地主的人權,“武斗”成了主要的斗爭方式,打人、綁人、糊泥、罰跪、戴綠帽子游街,基至糊屎刺尿都已普遍發生,甚至有的已發生個別的打死人打傷人,或消滅地主,斗爭到富農中農貧農身上的現象。(34)把刨窮根算舊賬當成了普遍發動群眾的行動口號,并到處運用,代替了正確的查減方針。對地主刨二茬,有的莊子沒有地主就刨富農,沒有富農即刨中農,算舊賬脫離了查減及政策的準則。中共魯南區委在19455月所作八個月群眾運動工作總結中即批評了各縣嚴重偏向的存在。指出,溫河縣自十一月初到二十日,是斗爭的最高潮,提出口號:減租減息刨窮根打的打回來,罵的罵回來,開大斗爭會,大吃大喝,自從向全縣介紹由吾區的經驗以后,全縣地主大部被刨光,絕大部分消滅了租佃關系。鄒縣開始提出“刨窮根算情工”。費縣在十二月十日提出“刨窮根”以后,即發生嚴重亂刨的現象,十二月中旬縣各救成立大會上更提出“刨窮根突擊月”,亂刨現象即普遍全縣,而尤以七區為甚。雙山縣減租已過即算情工,亂斗亂刨,以致發生了人命案件數起。趙镈縣十一月下旬車輞會議總結三個月工作,仍強調反“右”,地委某同志提出“刨窮根算舊賬”的口號,說“減租減息是刨小根,算舊賬是刨老根”,大大地助長了“左”的偏向的發展,不到一個月中刨了930次,刨到1.4萬畝地,款126萬元,糧食3.4萬斤,即絕大部分消滅了地主,部分消滅了富農,而且有的即刨到中貧農、黨員、會員、抗屬身上。(35)在抗戰勝利前夕動員群眾參軍支前的緊迫任務面前,中共要糾正上述偏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況且,在具體實踐中,盡管作為原則問題,中共絕對不允許領導干部的“左”,但對群眾的“左”,采取的是放任甚至支持的態度。認為,對于群眾的過左的行動,如果是出于群眾自覺自愿的行動,而不是少數人所包辦命令的,則“這種群眾的‘左’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因為這樣可以達到削弱封建勢力之目的”。“如果害怕群眾‘左’而縮手縮腳,不敢發動群眾,或在這種群眾行動上潑冷水,那就是罪惡,那就是犯右傾機會主義”。(36)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極現象,為何常在之后的群眾運動中頻頻出現。


注釋:

1)主要有肖一平、郭德宏:《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朱玉湘:《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文史哲》1981年第3期;李柏林:《減租減息與淮北抗日根據地鄉村社會的變遷》,《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2期;王友明:《抗戰時期中共的減租減息政策與地權變動——對山東根據地莒南縣的個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主要有張學強:《山東省莒南縣的拔地斗爭——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運動中的一個特例分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年第6期;紀程:《階級話語對鄉村社會的嵌入》,《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4期。

3)山西大學晉冀魯豫邊區史研究組編《晉冀魯豫邊區史料選編》第二輯(教學用書,內部參考),1980年版,第1-2頁。

4)《中央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194226日,《晉冀魯豫邊區史料選編》第二輯,第9-12頁。

5)《山東省第二次行政會議土地組總結報告(草案)》,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三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頁。

6)《山東抗日民主政權工作三年來的總結與今后施政之中心方案——1943820日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黎玉主任委員在省臨參會一屆二次大會上的施政報告》,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頁。

7)中共渤海區委:《土地改革以前渤海區的群眾運動概況》,山東省檔案館、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的減租減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頁。

8)《關于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開展群眾運動的決定(194254日)》,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八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1-274頁。

9)《中共山東分局關于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工作的補充指示(一)》,《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八輯,第274-281頁。

10)《大眾日報》,1942622日。

11)《中共山東分局關于一九四三年群眾工作的指示》,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九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4頁。

12)《六年來群眾工作概括總結——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一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100頁。

13)《中共山東分局關于一九四三年群眾工作的指示》,《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九輯,第334頁。

14)朱瑞:《濱海區農民一個月減租減息增資運動的檢討》,《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八輯,第385-403頁;《群眾工作的領導問題——七月二十五日朱瑞在濱海區兩個基本點月來群眾工作大會上的講話要點》,《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八輯,第437-443頁;《六年來群眾工作概括總結——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一輯,第101-108頁。

15)《山東省第二次行政會議土地組總結報告(草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三輯,第202頁。

16)《六年來群眾工作概括總結——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一輯,第131頁。

17)《中共中央北方局關于華北地區敵后抗日根據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針的指示》,《晉冀魯豫邊區史料選編》第二輯,第42-44頁。

18)《六年來群眾工作概括總結——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一輯,第130頁。

19)《六年來群眾工作概括總結——黎玉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在分局群工會議上的總結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一輯,第131-135頁。

20)《中共山東分局關于七、八、九、十月群眾工作補充指示(19447月)》,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二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頁。

21)《山東省第二次行政會議土地組總結報告(草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三輯,第202-203頁。

22)《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關于查減工作的訓令(1944810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二輯,第324-325頁。

23)《山東的減租減息》,第533-534頁。

24)《中共山東分局關于七、八、九、十月群眾工作補充指示(19447月)》,《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二輯,第276-277頁。

25)《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關于轉發莒南縣委〈大店查減斗爭總結〉的通知(1944115日)》,《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三輯,第96-97頁。

26)《大店查減斗爭總結》,《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三輯,第97-167頁。

27)《大店查減斗爭總結》,《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三輯,第140-141頁。

28)《大店查減斗爭總結》,《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三輯,第144-146頁。

29)《論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眾工作第二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五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0頁。

30)《論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眾工作第二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五輯,第383頁。

31)《大店查減斗爭總結》,《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三輯,第159頁。

32)《論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眾工作第二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五輯,第363-366頁。

33)《論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眾工作第二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五輯,第402頁。

34)中共魯南區委:《魯南八個月群眾運動總結及今后工作(節錄)》,1945515日,《山東的減租減息》,第324頁。

35)中共魯南區委:《魯南八個月群眾運動總結及今后工作(節錄)》,1945515日,《山東的減租減息》,第325頁。

36)《論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黎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分局群眾工作第二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十五輯,第3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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